东周列国·春秋篇

春秋时期为公园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接近300年的时间内，军事有孙子兵法、政治有各路诸侯争霸、文化有诸子百家，用“中华群星闪耀时”形容一点不为过！

这部剧用最具代表性的30集梳理了春秋时期的重要事件，是了解历史的好剧！比现在的辫子戏好一万倍，必须给5星！

现在的自己绝不会以脸谱化的眼光去看历史人物，因为人性的很多东西与成就都是对立统一的，比如狠与成功、苦与智谋、色与判断等。

1、狠与成功

郑庄公算是一个狠人，逼死兄弟，和母亲不到黄泉永不相见，成就了一番霸业。可是他少了一些底线，没有在道德和利益做一个均衡，因此只能算春秋小霸。

楚成王怎么说也算一代枭雄，个人认为不比晋文公、秦穆公差多少，可是最后却被太子勒死了。太子没什么计谋与才干，唯一的优点就是狠，这么一个人成功了！

2、苦与智谋

晋文公重耳逃亡十九年，历尽千辛万苦，最后打败楚国成为春秋五霸。

伍子胥在韶关一夜白头，最终成为一代明相。

越王勾践卧薪馋胆，最终复仇。

3、色与判断

晋献公杀了所有兄弟，够狠，成功了！却骊姬要杀了太子和儿子，脑子瓦特了！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为博褒姒一笑！

吴王夫差被西施迷傻了，放勾践回到越国

4、简单总结一下人性中影响成败的因素：

郑庄公（成功）： 足智多谋、策略够狠

郑庄公（失败）：忽视了道德和名声的重要性。

齐桓公（成功）：肚量大、知人善任

齐桓公（失败）：被成功冲昏头脑，老年宠信奸臣，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梦想开始的地方。

宋襄公（成功）：有野心、有道德

宋襄公（失败）：死板、才华有限

秦穆公（成功）：有野心、有谋略、知人善任

秦穆公（失败）：正气由余，邪气不够；或者说，实力支撑不了他的志向。

晋文公（成功）：坚韧不拔，63岁不忘回国，以德服人，知人善任

晋文公（失败）：少年不够果断和腹黑，否则有他弟弟啥事儿？

屠岸贾（成功）：抱紧大腿，溜须拍马，心狠手辣，斩草除根

屠岸贾（失败）：人家本来就是奸臣，对于奸臣来说他没什么失败的地方

楚庄王（成功）：隐忍、知人善任

楚庄王（失败）：志向谋略比齐桓晋文还差些，不过已经很牛了

吴王阖闾（成功）：够狠、弑兄篡位（这种角色的失败不提了，缺点儿太多）

越王勾践（成功）：坚韧不拔、隐忍

越王勾践（失败）：谋略不够

百里奚（成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人家一直在学习，满腹经纶，人家媳妇儿支持人家，关键是遇到了伯乐。

伍子胥（成功）：坚韧不拔，有才能

伍子胥（失败）：说话太直接得罪了吴王夫差，可能人家伍子胥后期早已不在乎生死

不得不五星，为什么?

编剧强大，导演牛逼。首先对东周列国志原著中夸张，虚构的历史事件删减，使每一个剧情都贴合历史，还原了历史。同时表现手法上也很像文言文，简洁干练，不拖拖拉拉。

历史时间跨度大，只用了1000多分钟十几个小时，从平王东迁，到勾践灭吴，整个春秋时期的主要影响中国的历史事件勾勒出来。

服装、道具、器物、车辆、酒器、漆器、青铜、建筑符合那个时代的物质水平。从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平民、奴隶、士兵、贵妇、民女、智者、贤者、无不贴合历史，反应那个时代的人物的精神面貌。该精美精美，该普通普通，该邋遢邋遢，该整洁整洁。

战争兵器，主要为戈、剑、战车、弓。战争场面、方式、过程、结果。也都体现春秋的特点。甚至连京观都出现了，惊叹。

也是儿时了解历史最原始的启蒙。

遗憾的是拍完战国篇再也找不到这么用心的电视剧了。

郑国小霸。平王东迁仰赖于秦、郑、晋等诸侯或部族的勤王之功。而此后秦因国偏处西隅不能对王室施加重大之影响，晋国因曲沃代翼而产生的长时间内乱亦不能制之，只有郑国在武公、庄公两代君主努力之下战略权势大涨，且其距离洛邑王城最近，并为周王之卿相久矣，故而在春秋初期，郑国对周王室之影响是最大的。无论是“周郑交质”还是“王畿刈麦”后竟“射王中肩”，在这一场又一场与周王室的政治与军事交锋中，郑国在实际上从未落于下风。且联合诸侯北伐戎狄，声望与日俱增，号称“春秋小霸”。终庄公一代，郑国锋芒无与可比。周王室经此打击已无力再与诸侯争夺权势，甘居于数十里王城之内徒修礼作乐为乐而已。 郑庄公文治武功，郑国借勤王之威强国之力，屡次与周王相争，可谓三百年来头一遭（如果不算上昭王伐楚的那一次——那一次楚国只是作为蛮夷之一而成为被征伐的对象）。他的对外战略隐晦不明，模棱两可，且每次都师出有名而不落人口实，可谓有勇有谋之人,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在自身实力强大到不需要制定明确战略即可达到自身的战略利益，也是历史上之罕见一例了。如果说“周郑交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打击王室之举，那么“刈王畿麦”就是以经济手段达到威胁周王室的现实目的，而“射王中肩”的一幕已明确压制住王室战略权势，使之成为王室永远的痛，无复有东山再起之心。战略目标若隐若现而不明言，一系列战术操作步步为营无懈可击，使王室甘拜下风而诸侯如影归附，最终达到发展和巩固自身地盘和增强自身战略权势的战略目的。其谋略和影响，后世有几人可以超越！而郑国在庄公死后不久就趋于衰落，其原因莫不在于庄公把郑国的力量过度使用而使之入不敷出。再加上土地狭小、纵深局促，实属强敌环顾的四战之地，且没有物质和人力的持续支撑，争霸事业当然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也验证了中国世袭制王朝政治的弊病——人亡政息的道理。但不得不承认，游离于诸侯（且之后都是具有绝对争霸实力的诸侯）之间的郑国继续存国三百余载，也是难能可贵了。 春秋第一霸——齐国。桓公小白上台之前，齐国内乱，造成国政崩颓民生凋敝，贤才良将枯竭。作为地方千里的春秋大国——齐国竟然不如西边王畿旁的小小郑国，令诸侯心生疏离蔑视之心，齐国大国地位危在旦夕。所谓“时势造英雄”，就在这种万般绝境之下，齐桓公知人善任，大胆启用自己的政治敌人和身为市井之徒的平民管仲，进行财政和军事改革。数年之内，社会安定，国富兵强。为践行周公太公之业，他适时的打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号，并以数次会盟的形式逐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其间，不可避免的以军事威胁军事对峙乃至军事进攻等军事权势的使用为手段。他因此开创了以会盟为建立和确定霸主地位的先河，使后来效法者影从。我们需要对几次重要的会盟作出评介才能对齐国外交战略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 北杏会盟。周王室在百般内外交困之下，东方大国齐国主动伸出橄榄枝，提出“尊王攘夷”的无比正确而又合时宜的政治口号。周王室便投桃报李，以代王室册封宋国新君而会盟诸侯。这次会盟虽然加盟者少且是小国，观望者尤多,但却是齐国以盟主身份召集的第一次会盟，不可谓不重要——虽然是“小霸”，但循序渐进，以探内外舆论，也是第一次确立大国诸侯霸主地位的必要准备。这样既保住了苟延残喘的周王室的颜面，又切实树立了自己新兴霸主的地位，两全其美，各取所需，是新旧实力合作妥协的一次经典案例。 鄄地会盟。北杏之盟后，齐国借口灭了近邻蕞尔小国遂国，再接连击败“小霸”余威犹在的郑国和拥有崇高宗室地位的鲁国，诸侯莫敢不服，皆来归附。这就有了正式确立齐国霸主地位的第二次会盟——鄄地会盟。这次会盟之后，齐国继续攘夷战略方针——北逐山戎和狄人，并迁徙卫国君民入新城居住等等，齐国的大国威势日升，大国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葵丘会盟。齐桓公末期，周王室内乱，齐国扶立新君，进行生前最后一次会盟——葵丘会盟。这次，他以一个老成霸主的身份教育诸侯，要讲信修睦，救危扶困，礼尚往来，和谐相处。这是齐桓霸业的光辉顶点，也是齐国霸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笔者需要在介绍一件影响后世大国争霸外交的案例以资品鉴。鄄地会盟之后，齐国霸主地位业已确立。而远在南方仍被视为蛮夷之地的楚国竟然擅自称王并不向周王朝纳贡，以“尊王攘夷”为政治理念的齐桓公自是不能忍受。他帅诸侯之师以伐楚，而以楚国答应进贡包茅了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楚国实力的逐渐强大以至于守成霸主都顾忌三分（关于楚国的对外战略，笔者会在下面作详细论述）。而已到壮士暮年的齐桓公，以保存自身实力和静观时势以待变计（何况当时的楚国只是诸侯眼中的蛮夷，并不在中原王朝的正常交往对象之内，所以齐国也并不在意与它讲和），选择适可而止，又可见其老成持重之对外战略，让人心生敬佩。这也揭开了以后数百年齐楚争霸的历史面纱，大国争霸才刚刚开始，大国外交才渐入佳境。 齐桓公，以内政的修平和强大的实力以建立自己的霸主地位为始终目标，以天下渴盼和敬服的“尊王攘夷”为旗号，以军事征伐戎狄和不服从的小国为手段，以扶危救困的仁义之举和道德威信建立自己的强大道德威势，以会盟为确立和巩固其霸主地位的最终标志，使得整个对外战略进行得稳步又坚定，如入化境。以至于称霸近四十年内无人敢与之争锋，霸主地位牢固如常，可见其对外战略经营之精之深之神。但人亡政息的政治铁律又一次发生在了齐国公室，桓公本人不得善终，齐国又经历了长时期内乱，眼见得西方晋国和秦国和南方楚国不断坐大而无能为力。自此，笔者论述春秋时期大国外交战略时就很少述及齐国（这里是姜氏齐国，下一次就是战国时期的田氏齐国），即便提及，也被视为晋楚争霸间拉拢和打击的次要对象或对手而已。 “仁义”霸主—宋襄公。宋襄公借齐桓公之死而齐国内乱之迎立齐国新君之功，数次与周边小国会盟，俨然又一新兴之霸主。宋襄想当然得以为，此时秦国远隔，晋国公室内乱，且齐国新君是他所扶立，更当唯他马首是瞻，而南方楚国再强大也只是蛮夷，在政治地位上又如何比得上他的殷商之后的身份，只得听他号令。就在自己所揣测判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下，宋襄公头脑发热地以为，只要诚心诚意以仁义为准则，广招诸侯以图会盟而继齐桓公之后再次称霸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出乎意料的是，与齐国争霸数十年的楚国值此天赐良机，先是羞辱和囚禁襄公，而后一举击败幻想凭以弹丸之地而称霸的战略意图。笔者为何不以一国之名而以它的君主之名作为这个小标题？原因正在于此。宋国霸主地位时间上过于促短，力量上过于弱小（从它联合的国家就可以看出），手段上过于单一，仅凭借国君一人“仁义”之举（尤其是不趁楚军在半渡河时和渡河上岸而阵列未整齐时发动攻击这件事上，还有对齐国的战略支持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达到争霸的目的，无视现实的强大权势之制约,虽想象中的前景美好，只是海市蜃楼。 仁义理念是笔者评价宋襄公外交战略的唯一标尺——虽然历史证明他的战略是失败的。宋襄公作为身担百姓与社稷宗庙安危之重任的一国之君主，他定然是目光短浅甚至是昏庸无能的。他的战略眼光可谓敏锐，他的战略嗅觉可谓灵敏，但对自身战略地位和战略利益没有经过充分评估（在宰相兼兄长的目夷劝阻之下亦顽固如此）就贸然发动政治乃至军事攻势，后果也是可预知的了。但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仁义君子”的担当，他不乘对手半渡而击，作为君子，他是合格的甚至是杰出的。他为后世立下了仁人君子的典范，以至于素为蛮夷的楚国后来竟有攻宋而不灭宋、伐郑而不亡郑的仁义之举，不能说丝毫未受其之影响也。乱世之中，国且如此，更何况现代这和平世界乎！今人可做之事尤多哩。 “文明”和“仁义”兼具的霸主—晋国。相对于桓公小白执政的坎坷艰辛，晋文公重耳的上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对于小白直率大度的人生态度，重耳在备尝人生困苦之后更多了很多稳重忍耐的品性。晋文公父亲献公宠幸骊姬致使朝纲毁坏（假途灭虢再灭虞的辉煌权势已成往日云烟），社稷倾颓，内乱频仍，国政日衰。在齐秦两大边缘帝国和中间“小霸”—郑国和宋国政治挤压之下，大国地位也是危弱累卵，朝不保夕。在弟弟惠公和侄儿怀公两代人的执政之后仍不顾老迈之躯，登极君王之位，可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豪情与政治信念。 在讲到晋国时，我们需要更加着重强调春秋时期仁义尚存的时代政治背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大国以争霸为最高目标，以仁义为对外口号，以军事威胁和政治会盟为对外战略手段的一体两翼的外交战略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我们仍需要沿着这一逻辑对以下四位霸主的更替作出相应论述和分析。 文公时期（虽在位时间骤短但也达到了）霸主地位的实现和巩固是经过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努力谋划的结果。文公上台之初发展农桑，奖励工商，整军修武，上下一心，国家实力迅速壮大。文公在外交战略上，随即遵循齐国桓公政治遗嘱，继续以“尊王攘夷”为旗号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正确性（合法性）”，在晋国的强大军事权势和政治外交权势之下，各小国影从，诸大国忌惮，周王室愈发仰赖。而后在城濮之战中一举击败早已是大国的楚国，争霸之业顺利完成，也奠定了以后晋国百年霸业之基础。 迎入襄王。受到齐桓公鼎力相助而得了王位的周襄王又遭逢王室内乱，这再次给了初登君位的晋文公一个展示实力和树立声望的绝好时机。晋文公效法齐桓公果断发兵而先于秦国迎襄王入王城。周王感恩戴德——也许是出于同宗血脉的考虑，既赏赐晋国以宝贵的土地，又给予政治上的支持。晋国“合”天子以令诸侯，荣耀等身，莫敢不服，其战略权势大大增强。 讨卫伐曹。文公重耳在上台之前经历了十九年流亡生涯，其间遭卫、曹等诸侯侮辱，也受齐、楚诸君之厚待。不论从前者还是后者来看，重耳声望在外日久，威信日隆，也是日后登上君位的重要特质。重耳甫一上台，就谋划讨卫伐曹，杀鸡儆猴以儆效尤，卫、曹亲附，从而树立自己大国威信与地位。这就彻底报了文公受辱的一箭之仇，且初步达到了称霸的第一步目标。师出有名，一箭双雕，进退有据，这是外交战略家本身固然要有的素质。 城濮之战。这场战争的爆发是争夺霸权的必然结果。晋国在建立与齐秦两国的联盟之后免去了外部之忧，可以专心对楚。晋文公欲退还留，欲罢还休，模棱两可，致使与楚国的战争终究不可避免。战争以晋国的胜利而结束。其间，闻名于史的“退避三舍”这个典故，让笔者刻骨铭心。晋文公以激将之法主动挑起战争，又以回报楚王厚待之情的“仁义”之德名留青史，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又握有战场主动权，战争的走向已然注定。这一战，是中原国家第一次（齐桓公的“责楚”之战并不能称之为战争只能称之为成功的政治谋略）打败南方的蛮族强邻——楚国，恢复了中原正统的信心和威望，实在是输不起的一场翻身仗。 践土之盟。城濮之战后，晋国挟着胜利之荣光，一跃而成为中原霸主，王室宠渥优厚，诸侯莫不视之为霸主。晋文公以经典的会盟形式确立和巩固了自身的霸主地位。从此之后，晋国以霸主之姿历经襄公时期与秦国的“崤之战”，景公时与齐国的“鞌之战”，厉公时与楚国的“鄢陵之战”等数次胜利，晋国竟维持百年霸业，殊为可叹！ 在笔者看来，晋国在文公带领之下之所以迅速取得霸主地位，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 自身实力与外部环境占了较大作用。其实晋国在文公以前实力已渐趋强大，只不过在常年战事和内乱之下使得国力巨耗。但因为其较广大的国土和地形环境，其得以恢复的内在潜力犹在。另外，它周边都是些蕞尔小国，齐楚远隔，与秦国的“秦晋之好”总体维持（穆公任好的妻子便是晋献公之女，重耳和夷吾的妹妹）联盟关系。这说明晋国只要不主动发动战争，一般情况下，可以忽视或无视外部的威胁。这也是晋国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之所在（周公所封唐虞之地予自家人，可见其远见之不一般）。 对外战略之正确性与优越的政治历史条件。可以这样说，文公霸业是齐桓公霸业的“2.0版”。他手下狐偃、赵衰、郤榖、先轸、栾枝等人（他们后人的功业和成就证明他们后来受封为三军卿士大夫是名副其实的）皆是政治外交与军事方面的贤才良将，比桓公单依靠管仲成就霸业的艰苦条件优越百倍。在这帮人才的辅佐之下，即使是庸君，也能稳固晋国江山，何况是一代君主晋文公呢？他们主张继续打起“尊王攘夷”之旗号，以适当借口讨伐曾受辱的卫曹等国以威服较弱小之诸侯，再以王室名义联合诸侯共抗南方蛮夷之国——楚国，楚国在中原国家的团结一致面前败下阵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此后，晋文公的霸业在审判卫侯屠戮公室和联秦伐郑之后达到顶峰（后来经历了“范、中行之乱”和“三分智氏”的政治动荡，直至韩、赵、魏三家分晋后，三晋大地的绝对霸主地位才土崩瓦解），其气焰和声望使得后来霸者除秦国外亦只得望其项背而无人可及。最后，南方楚国的一再坐大让中原诸侯如坐针毡。可以这样说，楚国的强大太不合时宜，因为北方的晋国刚迎立了圣哲明王式的新君和众多的贤才良将。真是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笔者也只能慨叹，楚国企图争霸的条件当在晋国失势之时，或者说，楚国也只有在实现“中原化”而融入中原政治体系之后，方不致于因为自身稍稍强大就要受到中原诸侯讨伐的地步——起码，不是所有诸侯一齐讨伐（因为，它不像后来的秦国那样可以独当一面，而只得顺应时势）。楚国的外交工作仍须文化的熏陶和时间的淬炼，而晋国正给它上演了一出外交教育大戏。 晋国——这个称霸数代的诸侯，虽然随着战国的到来而消逝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但在三晋大地上所演绎的战争与和平，权谋与策略依旧异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为后世外交战略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案例和可资借鉴的外交思想成果。 大业晚成的霸业和大器晚成的霸主——秦国秦穆公。所以说秦穆公的“大器晚成”，是因为他在位时间与齐桓公相仿，而双方也有良将贤才辅助，结果却是迥然各异：前者惨淡经营大半生才得霸主之位。后者只三五年甚至是一上台就初步确立其霸主之地位。天壤之别，不免让人唏嘘。我们就带着这一“差异”，对秦穆公的对外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作出解读。 “秦晋之好”。自从平王东迁洛邑之时，秦国就贡献极大。但因为自身偏居西隅远离中原，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羸弱，又无出类拔萃之人才相辅助，故而无法施展其争霸抱负。到了秦穆公时，秦人终究按捺不住，决意东出以逐鹿中原，而与晋国结盟无疑是其对外战略目标之首要条件。晋献公就把女儿——也就是后来晋惠公、晋文公之姊许配与他，姻亲关系也成了维系“秦晋之好”的天然政治纽带。两国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由此开启。 两立晋公。献公之后晋国内乱，而一山之隔的秦国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便利和姻亲关系，先扶立夷吾登位——是为晋惠公。惠公恩将仇报，不但不割让许诺之地，竟联合诸侯攻打秦国。战败之后，质子于秦。其子后来即位——是为怀公。怀公更其不仁，穆公忍无可忍率甲兵扶立重耳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首先，无论扶立结果如何，扶立之国君亲附秦国与否，秦国在声望上已如日中天，缺少的就是战略进取的时机。其次，穆公把本是怀公之妻的女儿在怀公不辞而别之后，也为将来复仇怀公，就以把女儿再次许配给重耳为条件助他登上君位。此一举动可看出穆公城府之深和独到战略眼光：一来可与怀公一刀两断是为复仇，二来可窥文公是君子是小人是大器还只是迂腐书生，最重要的是仍可以姻亲关系维持与晋国友好进而控制晋国对外战略——至少使其不与秦国进行战略对抗——虽然后来证明穆公如意算盘迭次落空，但也不能否认穆公本人的独到战略眼光（此一战略手段屡次应用于后来王朝对外战略之中，如汉朝与匈奴和亲政策，隋朝和初唐时与突厥和亲政策和中唐时与吐蕃的和亲，清朝时与蒙古诸部如科尔沁部的和亲政策等等，皆有成效）。 崤之战的惨败。晋文公死后，穆公以为眼下再无力量可阻挡秦国出关以称霸中原的战略意图的实现，便积极准备和实施最后的最积极的战略进取步骤。然而，崤之战的惨败一方面说明秦国的人才匮乏和准备仍有不足，一方面也说明晋国在文公死后并未出现明显颓势，秦国果然是判断错了国际情势。虽然后来终于在第三次拖得晋国疲惫不堪——晋军因畏惧秦军威势而坚守不出，终于使得秦国扬眉吐气，一雪前耻。但与晋国和楚国的在综合战略权势上的弱势的现实，决定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秦国东出战略必受挫而无疑——除非晋楚两国频发天灾人祸，给予秦可乘之机，但作为久经历练的战略家，岂会为了缥缈的历史偶然性而进犯其近在眼前的现实必然性？战略冒进并不适宜于当时的战略形势。 称霸西戎。崤之战的惨败，使秦穆公知道，眼下即使取得中原霸主之位，也会树敌无数而霸主之位定不能长保，不如转向他方以待机变。这就有了离间由余“称霸西戎”的佳话。可以说，这一战役是秦国对外战略的转折点。秦穆公死后，“人亡政息”之悲剧又不厌其烦的上演，在晋国百年霸业的辉煌之下，代代秦国国君只能仰视而难有进取之心（有人说秦穆公之死还用众多良才名士做“人殉”，可见其文明的落后性，也可窥探穆公之后秦国迅速衰落之原因。这属于政治学者研究范畴，笔者不必多言，只作为对外交战略研究之补充）。从此，秦国在战略上不再有大的威胁，它立足关中，既可以保自己安全无虞，也可下窥周室东望中原，随时应变。 笔者以为，“称霸西戎”是穆公时期秦国外交战略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比两立晋君的赫赫威名更加具有现实战略意义。秦国转变对外战略重点和方向，无疑为后人作下了垂范，警诫后人在羽翼未丰之前而再越战略冒进之雷池半步。由此可见，“秦晋之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保持两国长期和平之手段——两国即使是兵戎相见也未至于灭族亡国之地步。这是两大强国直接面对而又无力彻底征服对方时的唯一明智之选，这是战略家才有的眼光。因为，地理上，秦国处崤函之西，同样也处东方诸侯与周王室之西，因天然之屏障而无东顾之忧。如此，战时可保苟安御敌于崤函之外，平时遭控扼于崤函以西难积东进之势，尤其是当晋献公施假途灭虢再灭虞国之计，从战略上更堵死了秦国东出之路，从而决定其对外战略之转变，形成和实施。因此，战略上受到东边强晋之阻挠，不得已而“向西看”。借势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既为周王室把好西边门户，又为将来俟机东出夯实国家力量之根基埋下了伏笔。 也正因为此，五霸之中，就个人而言，笔者敬慕秦穆公最甚。秦自东周开国以来，常随并为大国的晋、齐乃至春秋出初“小霸”的郑国而起舞，国家内部整体的内心焦躁与自认为是蛮夷之邦的自卑之心溢于言表。穆公亦是如此，大半人生人云亦云，常随各霸主会盟而征战四方，后随着自身实力渐长，无视强国四起，竟决意东出，致国家损失巨大。烈士暮年，竟果断转变国家对外战略。向西征服诸戎部落，为秦国西境和洛邑之安宁立下卓越功勋。其继承齐桓、晋文之“尊王攘夷”之仁义举动，使得穆公及秦国霸业如有天助——同时免去了所有战略竞争对手的正面威胁，“遂霸西戎”，得到周王室及诸侯的一致认可，春秋五霸之一的位置已牢牢坐稳。三百年后，秦国基业尚存，为商鞅变法后东出战略埋下了重大伏笔。 文明的先声——楚庄王的一鸣惊人。前年播放的《楚国八百年》那档纪录片式的节目让笔者至今印象深刻。先观楚国历史：作为一个自祖先立国时即与中原政治文化圈格格不入的部族，又因为地理上山河阻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除却自然条件的限制，来自外部的威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楚部族在数代雄心勃勃的首领领导下，在春秋初期既已崭露大国之头角。吞灭不服从或在战略意义上重大的临近小邦以置郡县（行政体制之郡县制的先河）。楚国在楚武王熊通时，得到了拥有丰富铜资源的随国，继而伐灭南方诸夷，建立了强大的战略纵深地区和资源储备基地，其经济和军事权势大大增强（还赠大量铜予郑国使之可造乐器，这些铜足可造大量兵器）。楚庄王之前，楚国不是没有争霸的机会，而是机会太多，却次次没有把握住——比如在位时间近半个世纪的楚成王雄心勃勃，但先是遭到齐桓公“责楚之盟”，齐桓公死后急于争霸的成王又遇到旷世英主晋文公重耳，重耳以“退避三舍”的报恩之举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为中原大国的礼仪气度和战略眼光，使得楚国争霸之路次次受挫。这也让似乎存有暴发户心理的楚国明白，霸主之位在于德行、在于仁义、还在于尊王攘夷，不是单凭军事力量之强大和资源之丰富就可以坐得霸主之位，更不要说霸主之位的长久与否了。于是楚国继续修炼内功，一边继续往东、往南发展，为再图霸中原埋下伏笔（这与秦国“西霸诸戎”的战略不谋而合，也与边缘大国的发展战略逻辑一致。）这就到了庄王时代。 “一鸣惊人”。庄王登位之初，受内部力量掣肘，真正施政之期无从谈起。而终于在灭庸之战中树立强大政治威望，一扫往日之屈辱（这一点本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却无关于宏旨，不便展开）。总之，也许这不意味着庄王有系统的对外战略的最终确立，但对外战争的胜利，无疑对庄王理性思考国际政治局势有着巨大的警示作用。他一举平定若敖氏之乱，是独立操纵对外战略和实现楚国霸主地位的必经之路，虽然艰险重重，但对于有雄心壮志的霸主而言，在自身实力壮大之时，这个问题处理得越早就越好，国家元气损失的越小就越好。庄王一举平定若敖氏之乱，其意义正在于此。总之，在成王之后，庄王再次坚定迈出了争霸之路上的第一步，也说明了楚国权势的强盛和仍处在上升期的蓬勃进取心。 与晋国围绕缓冲地带的霸权争夺。前文已经讲到，此时的大国之中，秦国专心西向，齐国在内乱之后仍须元气恢复，南方吴国和越国也只是初步兴起，远不足以与大国争锋。此时，大国争霸的主角当在晋楚双方之间激烈展开。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国家有郑、宋、曹、卫、陈（陈国后被楚国灭国置县以为反攻之一战略基地）诸国。在双方轮番争斗于这缓冲地带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则在于“邲之战”。此一战，楚国挟伐陆浑之戎而陈兵王都问九鼎之余威，倾举国之力一雪前次与晋争郑之失利的耻辱，大败晋军。这一豪赌最终成功，楚国霸主地位也已最终确定，此后诸侯间“朝晋暮楚”更为国际政治之常态。而战争只能说明霸主实力上的合格、霸主地位之巩固和持久在于“德行”这一亘古不变之政治真理。而在围宋之战中，楚国不以杀人灭国以置郡县的先例而置之，竟在宋国几乎注定败亡之时，竟因宋人华元的挟持而撤兵而去。这虽不符合楚国和楚人的风格，但却符合中原国家传统的“存宗庙社稷”之大道，楚国舍一终将成为傀儡之小国而成就霸主之德行，可以说是楚国对外战略的大大改进。 渐渐消失的霸权。但楚国政治文明的远未成熟，注定其仍要在争霸之路上尝尽惨痛的教训——楚共王时期的政治倾轧致使申公巫臣出东南为吴国效力（这也是晋国联吴抗楚的战略谋划之举，虽晋未必料得有伍子胥攻入郢都的历史结局，但这一战略之影响亦不可谓不深远），楚灵王章华台上好细腰，大大损耗楚之国力和元气（这是楚国失去霸主之位的预兆，在晋国三军六卿之辅佐下，蒸蒸日上的权势更与其形成鲜明对比），更到了楚平王时娶儿媳为己有酿制楚宫廷之大变——伍子胥被逃出昭关为父报仇，准备十年攻入郢都。楚国虽地盘最广，兼国最多，力量也相对强盛，但在中原礼乐文化之熏陶下，不复当年进取之英姿，从此只有附和霸主之虚名而无争霸之雄心。后人恭维的一句“朝秦暮楚”也只是秦国时的一个外交谋略和障眼法而已——秦国需要则用之而与楚联合以破合纵，不需要则弃之而吞灭其土地乃至其国。 楚国霸权的衰落令人不胜唏嘘！“人亡政息”的王朝统治铁律和外交战略思想的根基未深，使得其外交战略之制定、实行和延续亦随之而兴，随之而灭。楚国渐渐消失于战略对抗和斗争的惨烈舞台之上，但楚国文化异于中原文化的特质使其以另一种方式永留青史，这也是可以让后人感到慰藉的罢。如今，中华文化得遇数百载难逢的机会，正待全面走向世界。不仅要把楚辞的温婉的江南文化传布世人，更要以外交的先行者的态度和责任，以荆楚大地博大、开放、包容的胸襟展示中华文明的特质，为中华走向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吴越短暂争霸。根据《战国策》记载，吴越虽为夏周之遗民，但偏处东南一隅，为蛮夷久矣。后来国力日盛，争霸之心自然有之，且最终相继称霸。在笔者看来，它们的称霸本身就是战国时代的开始而非春秋时代的延续，姑且就把这一段时期两国外交战略成败简述一番，已达承上启下之效果。 对吴越外交战略的解读其实相对容易很多。吴国历史久远，相传为周文王姬昌之兄太伯之后。但亦与楚一样，处蛮荒之地久远，生活习性与风俗习惯迥异于中原，尚武之心浓烈。越国虽传说为大禹的后裔，但其“披发文身”与自然搏斗而求生存的漫长历史，与吴人几乎同样的民族性和相邻的地理位置，使得双方的对外战略自一开始就杀气腾腾充满血腥。 吴国以兼为伍子胥报仇和实现吴国霸权的外交战略实施得很顺利。吴国成功之处在于，处于晋楚争霸之后方，积累了大量战略和战争经验。如此明确的对外战略，在伍子胥和孙武等贤相良将的辅弼之下，再加上如此利好的战略环境——北有晋国之战略奥援（有无皆可，因为晋国也有自己的后顾之忧），，西面楚国国势日趋衰弱，以其常年累积之雄厚国力，使得吴国只要得到良好时机，完全有一举而战胜楚国并成为霸主的可能性。吴国一步步实践着自己所及定制战略意图：通过柏举之战以灭楚，夫椒之战以臣越，艾陵之战以破齐，还有黄池会盟以与晋平。吴国对外战略之成功可以载于史册了。它也是晋国远交近攻政策的成功，也是战国时纵横外交政策之鼻祖，于后世之用大矣。 越国之成功首先在于内政的修平和稳固，人民的归附和复仇之心，也要归功于十年“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和范蠡、文种的外部苟且和内部治理。乘宗主国吴国君臣离心，伍子胥新亡和北上会盟时之内部力量空虚，一举臣服后者并稍后攻灭之。越国对外战略之成功莫不再于战略信心和战略忍耐。在双方实力悬殊且无外援的情况下，一时之苟且是实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无此则无国，无此则无下问，更不用奢谈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了。 需要指出的是，它也是以彻彻底底的灭国而非降国以为与国为目的（吴国为越国所灭，越国后又为楚国所灭）争霸战略，在它们的眼中，也只是一种灭亡它国的手段，并不像春秋五霸一样——连蛮夷的楚国也懂得存续宋国宗庙社稷的道理而不再以灭国为目标，它们的外交战略开始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和中原诸侯间国际关系对立起来。这是一个新的外交战略时代的开始。就好像伍子胥以家仇而灭人一国并鞭打君尸之举一样在时人眼中视为悖逆，越国不为感激存宗庙之恩而只有复国复仇的灭吴战争也让诸侯胆寒，吴越之争，已非以单纯的争霸战争可以理解的。这是战国时代围绕“存国与灭国”的典型特征，也是春秋于战国时代鲜明的外交战略界限。 就这样，吴越两国以英雄和破坏者的双重角色纵横于中原国家外交战略舞台——以后的诸侯亦如是效仿起来，为外交战略之演变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国家向统一的历史方向上迈进，也为后来中华民族外交战略内涵的丰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小结 笔者以为，春秋时期是孔子宣扬的“仁义”理念尚存的时代，而“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与绝大多数诸侯的实际行动也是佐证。故而单就争霸过程而言，笔者以为，晋文公时期争霸的过程是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事业的顶峰，也是发挥“尊王攘夷”之口号的道德感召力的顶峰，更是古典时期外交文明发展的顶峰。此后，虽有宋襄公霸主地位的昙花一现，秦穆公霸主地位的大器晚成和楚庄王一鸣惊人的争霸的强大爆发力，也只是晋文争霸之路后面的影子而已。 而此一时期，诸侯——无论是齐、晋、秦、楚诸大国还是郑、宋、曹、卫、鲁等小国，它们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强不能犯弱，小不能欺大；仁义战胜不义是必然的道理，不义所掠夺的必然要丧失；互帮互助，尊王攘夷，不仅是口号，也是当时中华地域内复杂形势下之必然要求。如若以上规则受到违犯，则诸侯必讨伐之。得胜者以会盟形式确立讨伐之成果，并以此号令诸侯维护政治公义，保障诸侯间和平与稳定。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确立或巩固霸主地位与权势的过程，二者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这就为诸侯制定对外战略提供了一把现实的可造作性强的标尺。春秋时期，外交战略制定和施行的过程，大抵如此。 笔者需要指出而在以后的部分会更加着重指出的是，此时的中华地域内夷狄势力的繁衍与及其权势的壮大已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如果说幽王灭国和平王东迁是申侯联合犬戎造成的，那么到了东周时期，无论是北方山戎还是陇山西戎或是南方夷越，亦或是夹杂在诸侯国山林草莽之间的蛮夷部族，它们对中原诸侯的侵犯日甚一日，对中原国家的威胁已经到了必须大规模讨伐的地步。这才有了齐桓公联合诸侯北伐山戎和秦穆公征伐西戎的战略性之举。到了战国末期，义渠、匈奴等部族对中原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威胁又更其严重。这才有了秦始皇帝命蒙恬帅大军北逐匈奴修建万里长城的壮观史迹。虽然中原国家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地区诸蛮夷已渐渐被中原文化所同化，而加入了中华民族之民族序列，但处于中华地域内部边缘尤其是来自北方和西方的蛮族以有别于中原地区农耕方式的游牧形式不断发展和壮大着。中华民族从此面临着不断同化少数蛮族和实现国家再统一的历史和政治的双重重任，这深刻影响了中国历代王朝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大大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外交战略文化，使之大大迥异于西方世界。这也是唯有以“仁义”理念贯彻始终方可收到历史之回馈的必由之路。笔者仍将在后文对这一理念深作阐述，并使之更加现代化、世界化，以适应外交战略发展的新形势。

最近闷在家里，热衷于追剧，追的是一部古早的《东周列国·春秋篇》。我对古代历史的兴趣，集中在唐宋及以前；再细分一点，便是秦汉及以前；再细，则必先秦；而先秦之中，最好春秋。当然，我并未形成什么独立的史观，也没有对大的洪流或是小的专史的管窥，只是相当肤浅地仅仅停留在审美层面（其实审美这个词可能我也不配用的）。

所谓审美，在我的意识里，就是无情。它要隔开一定的距离，抹除掉过分的代入感，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处风景，遥遥相望。唯有这样，那些欢歌与血泪才能流淌成源源不断的艺术之河，哺育万世万代渴望美渴望得眼睛出血的人们。唯有这样，才可以作诗，也可以入画。而也唯有这样，人们才能超越单薄的各人情绪枷锁，仿佛百川入海一般融汇到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洪流之中。“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一言，不知可否稍稍借用来形容此般？若如此说来，所谓审美，便不该是无情，而是忘情。那么审美，也应当是一件艰难的事啊。

所以我也不太敢说我在“审美”，我大概就只是兴致高昂，乱看乱读吧。看这部96年的电视剧，一开始是为了给自己看《左传》扫盲。对于“无事乱翻书”的我来说，看《左传》最大的问题，其一是语言，有注释虽然能勉强看懂，但一旦提及草木鸟兽宫殿器物，哪怕借助相关阐释资料，毕竟难以想象；其二是人物，姓氏排行称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家族延续与姻亲关系，谁谁谁又是谁的大舅子，又把女儿嫁给了他什么的（比如秦穆公和晋文公），真是复杂得妙不可言啊；其三是逻辑，春秋无义战，而春秋又多“仁义”，桩桩件件之间被正义掩盖着的微妙的利益关系，是我个人消化不了了（况且史书上的评论也多道德训诫，绝不会扯个势力分布地图跟你细细分析）。影视的可视化带给人这样的便利，它给予模糊的概念一个相对清晰的想象。当然，有不少观点反对过于清晰化，并认为这是文字与影视的最大差别。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对那时代完全没有概念、完全无法想象到脑海里只剩一片朦胧的白光的人来说，影视实在是具有它独到的长处。最起码，它可以向你稍稍展示，当年的微风与声响，让你的臆想终于有了可以安放之地。

然而，抱着这样的目的去看时，我发现这部电视剧远远超乎了我的预期。齐桓晋文之事，竟被那些镜头叙述得那样狞厉，那样美丽，那样惊心动魄。在那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鸟叫、水漏、乌鸦、夜中火把、拊楹而歌……古诗文与画面互相浸染，辗转多情地还原了一个风雨如晦到了极致反倒生出云胡不喜的时代。

下面我就不专业地讲几个镜头，来安利一下这部良心剧吧。

第一个故事当然是东周的开始，烽火戏诸侯。其实从这里开始就能看出该剧本借鉴的是小说《东周列国志》，到了后面郑伯克段于鄢，以及齐襄公齐桓公的辈分等，证据就更加确凿了。但演义有演义的好处，故事唯有能衍生才是生机勃勃的，诸公暂且默念“郁郁乎文哉，吾从冯梦龙”好了。

这个风雨交加，雨落廊间的镜头，发生在周幽王即位三年后。彼时，泾、河、洛三川地震，岐山又崩，压死民众，压坏民居无数。昔日伊、洛水竭而夏朝亡，黄河水涸而商朝亡，如今周朝的发源之处天崩地裂，而幽王却依然无动于衷，竭民力而极乐。所以天地为之一暗，却也不必真的去拍天崩地裂，仅仅是风雨交加，雨落廊间，便足够暗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巨大悲怆了。

虽然拍的是浣衣，但这意境，依稀是《豳风·七月》中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褒姒其人，为了突显其人物形象，该剧作了两大处理。

其一，她不是不会笑，而是此生无可笑。当周幽王质问有谁见过她笑时，虢石父说，他曾偶尔见过一次，那时褒姒望着马车前方的火把微微发笑，那神情之美，非凡人所有。这就让人联想起褒姒入宫之前，是褒珦之子为救其父而把她从乡下带来的。当时的镜头是，她坐在马车上，而他则在马车前方举着火把，牵引着车驾。他走路时曾崴了脚，她想下车帮忙却被阻止了。他说：“要是真能用你救出我父亲，那我可没白在这一路上吃这么多苦了。”而后，她看了看他，微微发笑。那时，夜色浓重，雾气沉沉，整个镜头是冷色的，唯有一把火把，依稀染着橘红的暖色光芒。或许，那个镜头就是她人生的隐喻。她的一生都是黑暗的，褒珦之子就是那一点不起眼的微光。她想下车靠得更近一些，但是却被他阻止了。于是，她就只能在车上遥遥望着那火光，那背影，那距离，终其一生。是够近了，是够看清了，但为什么，就是不能更近了？为什么她的一生，就跟她自己无关了？于是黑夜，无言地笼罩下来了。后来，她做了王后，她的儿子做了太子，她的丈夫为了讨好她，给了她满城的灯火，甚至是满山的烽火，但这夜色却似乎被映衬得更加黑暗了。而这一次，这夜色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所以她像一个厉鬼一样，放肆地笑了。

其二，是引入关于黑马的阴厉传说。幽王之父宣王下葬时，曾有一匹黑马从殉葬坑里一跃而起，从而逃逸。与之相随的是不知何处而来的红衣小儿，在远处唱着“月将升，日将没”的诡异歌谣。而剧中所暗示的，便是褒姒为那匹黑马的转生。除了在色调和音乐上的处理，这集的最后一段褒姒于日落山间大笑狂奔的远景，也在模拟着野马奔腾。褒姒的故事人尽皆知，而能在影视中借用象征与隐喻的手法把这个人物拍得既哀婉动人又阴厉神秘的，再无有超过这一集的处理的了。

这是诗经中著名的《二子乘舟》。毛传云：“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历史不会在意人情的冷暖，它只是一直向前。当两颗头颅一齐掷于宣姜（就是那个被公公霸占的儿媳，详见《邶风·新台》）面前时，没有人在意她究竟是哭了，还是笑了。湖水波光，二子别离，此间一舟，世间一芥。“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或许，无论如何她该感到一丝欣慰，起码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在临死前仍是如此亲密无间，不曾有二。

隰朋护车这个镜头，应该把整个片段都截出来，连同编钟之乐，一同呈现，方为美哉。隰朋为从鲁军的飞箭下护送囚车中的管仲回齐，便扑到囚车上，用自己的后背撑起一寸安全的天地。囚车悠悠地驶过河岸，夕阳巨大的倒影如同一方灼耀的金鉴，自右而左缓缓映过骈驾之马，赶马之鞭，囚笼之槛，匍匐之人。编钟之声辗转悠扬，敢问天地苍茫，此间何世？

曹刿论战，初三课文，再熟悉不过的篇目。但该镜头却着眼于战后的夜间，鲁国士兵的姿态——引弓弦而为乐。战争结束了，所谓的士兵也不过是普通的凡人。曾经用来射杀敌人的凶器，也可以用来奏乐。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场景，更能体现“化干戈为玉帛”的么？虽然这样的举动，究竟是赞美，还是嘲讽，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性极善，还是“杀人在先，礼乐在后”的人性极恶，实在难以辨认。人性叵测，貌是情非，不可依恃。唯有那个士兵在引弦而歌时，在茫茫夜色里低头羞涩的微笑，才给人一丝“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的安然。

齐后庄公如果没有那首歌，大概也就是个屈死鬼吧。而在死前吟诵那首短歌，在等待偷情之人的那种伤感凄迷的氛围下死去，倒是让他微不足道的一生有了一点浪漫的色彩。《左传》中说：“公拊楹而歌”；《史记》则言：“崔杼妻入室，与崔杼自闭户不出，公拥柱而歌”。“室之幽兮，美所避兮，室之邃兮，美所会兮，不见美兮，忧心胡底兮。”闫怀礼老师的声音沉郁深厚，配上竹帘落叶，日影西斜，这个镜头实在叫人沉醉。

除了这几个镜头外，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郑庄公“射王中肩”那一段，满室朝臣无一人敢动敢言，画面沉寂，用外面的鸟叫声来做衬托；卫宣公之祸，两颗头颅与吊死尸体的阴影下，只有两个女人的声音，用水漏作底音表现岑寂与冷清；屠岸贾入宫前，从车上下来立刻摔了一跤，抬头听见屋檐上乌鸦的鸣叫，化用“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来暗示人物即将惨灭的结局……隐喻、意境、诗文、故事，相辅相成。虽然在个别历史和文字读音方面存在一些纰漏，但在如今“妖艳贱货”型的历史剧横流的影视界，《东周列国·春秋篇》实在是太值得一看了！

春秋时代的风雅颂，早就随着当年争霸的战鼓，半入江风半入云，飘渺难寻了。但借由《东周列国·春秋篇》中那种纯粹朴拙婉转的东方式隐喻，或者我们还能再听一次，当年的一点乐歌。“室之幽兮，美所避兮，室之邃兮，美所会兮，不见美兮，忧心胡底兮”用来形容当代的我们一点怀古的心情，倒是相当合适的呀。

看完此剧，感动的哭了，因为我怕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叉烧饭了......

春秋如此经典，竟然只有这一部剧集，难道是后人无法鼓起翻拍的勇气？那就让我们且行且珍惜吧。

虽是改编《东周列国志》，与历史不尽相同，观看之余，略记心得，与君共勉，如有问题望批评指正。

-----------------------------------------------------------与史书不一致的地方-----------------------------------------------------------

1.射周桓王为祝聃，而非公孙子都；

2.晏娥未见正史记载，见《东周列国志》；

3.齐桓公和田齐桓公讳疾忌医的故事张冠李戴；

4.季隗未被勃鞮所杀；

5.晋文公齐姜未自杀；

6.介子推割股食君和抱树而死未见正史记载；

7.赵氏孤儿修改的太多，故事应发生在晋景公时期，与晋悼公无关，赵武义子的设定更是扯淡；

8.楚庄王一鸣惊人中申无畏和伍举张冠李戴；

9.申叔时与楚庄王论牛耕田的故事剧集改为孙叔敖；

10.养由基射穿七层铠甲和子反醉酒误事应该是楚共王时期的鄢陵之战，而不是楚庄王时期的邲之战；

11.华元弭兵时楚庄王已去世；

12.庆封死于楚而非田无宇所杀；

13.田仲宇司马穰苴傻傻分不清楚；

14.阳虎之乱与孔子无关；

15.伍子胥过昭关情节是参考东周列国志，东皋公、皇甫讷角色为虚构；

16.伯赢(孟赢)未在吴破楚入郢之战后自杀；

17.柏举之战是沈尹戌献计而不是申包胥；

18.西施未见正史记载；

19.伍封未见正史记载，史记记载伍子胥有一子，托付给齐国的鲍牧；

------------------------------以下是史源记载，以左传为主，史记为辅，其余资料兼而有之-----------------------------

一、骊山烽火

《史记·十二本纪周本纪》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三年，幽王嬖爱襃姒。襃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後幽王得襃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襃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譟之。漦化为玄鼋，以入王後宫。後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於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於道，而见乡者後宫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饹於襃。襃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於王以赎罪。弃女子出於襃，是为襃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後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襃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襃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尽取周赂而去。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二、黄泉认母

《左传·隐公元年》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颖，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颖考叔为颖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三、如此君臣

《左传·隐公三年》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温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繁》、《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左传·桓公五年》

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

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

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

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

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

四、筑台纳媳

《左传·隐公三年》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左传·隐公四年》

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九月，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

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卫人逆公子晋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书曰「卫人立晋」众也。

《左传·桓公十六年》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

五、诸儿文姜

《左传·桓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

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

秋，齐侯师于首止；子亹会之，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称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左传·庄公六年》

六年春，王人救卫。

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

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谋。知本之不枝，弗强。《诗》云：「本枝百世。」

冬，齐人来归卫宝，文姜请之也。

《左传·庄公八年》

八年春，治兵于庙，礼也。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公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秋，师还。君子是以善鲁庄公。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六、管仲拜相

《左传·庄公八年》

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

《左传·庄公九年》

九年春，雍廪杀无知。

公及齐大夫盟于既，齐无君也。

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

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乃堂阜而税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

七、尊王攘夷

《左传·庄公十年》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传·庄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夏六月，齐人灭遂。秋七月。冬，公会齐侯盟于柯。

十三年春，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

夏，齐人灭遂而戍之。

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

宋人背北杏之会。

《左传·僖公九年》

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宰孔先归，遇晋侯曰：「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晋侯乃还。

《史记·三十世家齐太公世家》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於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於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八、霸主齐桓

《左传·僖公十七年》

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亦有宠，公许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殡。

《史记·三十世家齐太公世家》

是岁，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九、仁义大旗

《左传·僖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诸侯伐齐。三月，齐人杀无亏。

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

齐人将立孝公，不胜，四公子之徒遂与宋人战。夏五月，宋败齐师于，立孝公而还。

秋八月，葬齐桓公。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

秋，诸侯会宋公于盂。子鱼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

冬，会于薄以释之。子鱼曰：「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老司》，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十、骊姬之乱

《左传·僖公四年》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大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

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十一、羊皮换相

《左传·僖公二年》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

《左传·僖公五年》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

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史记·十二本纪秦本纪》

缪公(秦穆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四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其岁，齐桓公伐楚，至邵陵。

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傒，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傒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傒年已七十余。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问，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让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齐而乞食铚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齐君无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齐难，遂之周。周王子穨好牛，臣以养牛干之。及穨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诛。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诚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是以知其贤。”于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

十二、择君图报

《左传·僖公九年》

九月，晋献公卒，里克、丕郑欲纳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乱。

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及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怨将作，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将死之。」里克曰：「无益也。」荀叔曰：「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虽无益也，将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

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

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

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曰：「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从之。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秦伯谓郤芮曰：「公子谁恃？」对曰：「臣闻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弱不好弄，能斗不过，长亦不改，不识其他。」公谓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曰：「臣闻之，唯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今其言多忌克，难哉！」公曰：「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左传·僖公十三年》

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

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左传·僖公十四年》

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授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弗听。退曰：「君其悔是哉！」

《左传·僖公十五年》

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孙。」卜右，庆郑吉，弗使。步扬御戎，家仆徒为右，乘小驷，郑入也。庆郑曰：「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将与人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乾。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听。

九月，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国乎。」遂使请战，曰：「寡人不佞，能合其众而不能离也，君若不还，无所逃命。」秦伯使公孙枝对曰：「君之未入，寡人惧之，入而未定列，犹吾忧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韩简退曰：「吾幸而得囚。」

壬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公号庆郑。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辂秦伯，将止之。郑以救公误之，遂失秦伯。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从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晋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

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荦、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诸灵台。

大夫请以入。公曰：「获晋侯，以厚归也。既而丧归，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晋人戚忧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图晋忧，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难任，背天不祥，必归晋君。」公子絷曰：「不如杀之，无聚慝焉。」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大子，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只以成恶。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乃许晋平。

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

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蛾析谓庆郑曰：「盍行乎？」对曰：「陷君于败，败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将焉入？」十一月，晋侯归。丁丑，杀庆郑而后入。

是岁，晋又饥，秦伯又饩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闻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后必大。』晋其庸可冀乎！姑树德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

十三、重耳励志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啬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飨，置璧焉。公子受飨反璧。

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

十四、重耳返晋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及楚，楚之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馀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健，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也活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不书，不告入也。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济河，围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不书，亦不告也。吕、郤畏逼，将焚公宫而弑晋侯。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犹在，女其行乎。」对曰：「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公见之，以难告。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

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尽用以求纳之。及入，求见，公辞焉以沐。谓仆人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绁之仆，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矣。」仆人以告，公遽见之。

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搂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十五、文公成霸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狄固贪淋，王又启之，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王又弗听。

初，甘昭公有宠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齐，王复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颓叔、桃子曰：「我实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师攻王。王御士将御之。王曰：「先后其谓我何？宁使诸。侯图之。璲出。及坎□，国人纳之。

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适郑，处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冬，王使来告难曰：「不谷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对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无出，书曰「天王出居于郑」，辟母弟之难也。天子凶服降名，礼也。郑伯与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汜，而后听其私政，礼也。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ⅵⅰ之《睽》ⅵⅷ，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

戊午，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晋郤縠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

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准、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蓺僖负羁氏。魏准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准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立舟之侨以为戎右。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监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晋车七百乘，革显、革引、鞅、革半。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鲁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乡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栾枝入盟郑伯。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谷而死。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馀毒也已！蒍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十六、罪哭崤山

《左传•僖公三十年》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汜南。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扬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

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齐国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国子为政，齐犹有礼，君其朝焉。臣闻之，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莱驹为右。

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

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传•文公二年》

二年春，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殽之役。二月晋侯御之。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王官无地御戎，狐鞫居为右。甲子，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

《左传•文公三年》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阙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十七、赵盾弑君

《左传•宣公二年》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唯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锄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寘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

十八、赵氏孤儿

《史记·三十世家赵世家》

赵朔，晋景公之三年，朔为晋将下军救郑，与楚庄王战河上。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後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於灵公，及至於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於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於宫中。夫人置兒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兒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复索之，柰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兒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兒，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兒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兒。诸将以为赵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後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後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適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後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於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兒，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後。今君有命，群臣之原也。”於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後。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原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十九、一鸣惊人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也。」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大子商臣谮子上曰：「受晋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杀子上。

《左传•文公元年》

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大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问而勿敬也。」从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

《史记·三十世家楚世家》

穆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为太师，掌国事。穆王三年，灭江。四年，灭六、蓼。六、蓼，皋陶之後。八年，伐陈。十二年，卒。子庄王侣立。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锺鼓之间。伍举曰：“原有进隐。”曰：“有鸟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原也。”於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左传•宣公三年》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建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左传•宣公四年》

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及令尹子文卒，斗般为令尹，子越为司马。蒍贾为工正，谮子扬而杀之，子越为令尹，己为司马。子越又恶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弗受，师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着于丁宁。又射汰輈，以贯笠毂。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二十、庄王治楚

《说苑•复恩》

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曰：“今者烛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缨持之，趣火来上，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去其冠缨而上火，卒尽欢而罢。居三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奋，首却敌，卒得胜之，庄王怪而问曰：“寡人德薄，又未尝异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对曰：“臣当死，往者醉失礼，王隐忍不加诛也；臣终不敢以荫蔽之德而不显报王也，常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湔敌久矣，臣乃夜绝缨者。”遂败晋军，楚得以强，此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也。

《左传•宣公十年》

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陈侯在晋。

申叔时使于齐，反，覆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反之，可乎？对曰：「可哉！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故书曰：「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

《列女传·孽嬖传·陈女夏姬》

陈女夏姬者，陈大夫夏征舒之母，御叔之妻也。其状美好无匹，内挟伎术，盖老而复壮者。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征舒为大夫，公孙宁仪、行父与陈灵公皆通于夏姬，或衣其衣，或裴其幡，以戏于朝。泄冶见之，谓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为之，不待幽闲于朝廷，以戏士民，其谓尔何？”二人以告灵公，灵公曰：“众人知之，吾不善无害也。泄冶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征贼泄冶而杀之。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召征舒也，公戏二子曰：“征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征舒疾此言。灵公罢酒出，征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公孙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其明年，楚庄王举兵诛征舒，定陈国，立午，是为成公。庄王见夏姬美好，将纳之，申公巫臣谏曰：“不可。王讨罪也，而纳夏姬，是贪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愿王图之。”王从之，使坏后垣而出之。将军子反见美，又欲取之。巫臣谏曰：“是不祥人也。杀御叔，弒灵公，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天下多美妇人，何必取是！”子反乃止。庄王以夏姬与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于夏姬。巫臣见夏姬，谓曰：“子归，我将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于齐，尽与其室俱，至郑，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从之，巫臣使介归币于楚，而与夏姬奔晋。大夫子反怨之，遂与子重灭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诗云：“乃如之人兮，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殒命也。

颂曰：夏姬好美，灭国破陈，走二大夫，杀子之身，殆误楚庄，败乱巫臣，子反悔惧，申公族分。

《史记·三十世家楚世家》

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原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质。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遂至衡雍而归。

二十一、霸主余韵

《左传•宣公二十年》

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

文/小关平

目录： 第一章：开篇 第二章：齐桓公 第三章：晋文公 第四章：秦穆公 第五章：楚庄王 第六章：宋襄公、吴阖闾、吴夫差、越勾践 第七章：管仲、孙武、范蠡 第八章：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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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今天来说说春秋时期的几位霸主。

我对政治人物的评判标准主要有三点：

一是看此人是否取得成功，是否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此为他们的自我价值。

二是看此人是否任用贤臣，造福百姓，有利于社会发展，此为他们的社会价值。

三是看此人是否至情至性，一生中有无可歌可泣的故事，此为他们的生命价值。

前两条早有历史定论，自然不用多说，何况这并非让我钟情于古人的首要选择，一个人建立伟大功业固然令人向往，但若能展现自己的特色和人性光辉则更加难能可贵。

本文主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聊聊春秋时期公认的四位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宋襄公有名无实，阖闾、夫差、勾践时代较晚、非处中原，入选春秋五霸的争议较大，故而本文重点讨论齐晋秦楚四位王公）

我不主张大言功绩，而是先说过错。功绩褒得太多，反而冲淡了人物本性。人类生而兼有动物性与人性，人的一生是在善与恶的不断碰撞中成长起来的，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做斗争，必定会暴露出所谓的人性黑暗面，犯下各种过错。

别说这些手握长戈、胸怀诡谋的政治家，就连孔孟老庄那样的贤人智者，人生中也有过错与遗憾。我们不应抓住古人身上的错误不放，蛋中挑刺地批评他们，而是应该看看过错之后他们会以什么情感和态度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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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

齐桓公小白就像天枰的两端，功过皆高，大致相抵。其功业巨大，让当时后世欲霸之君纷纷效仿，暂时搁下不提，这里只说过错。

表面来看，齐桓公胸襟广阔，不计前嫌，重用管仲。这管仲当年差点杀死自己，齐桓公是用性命在去换人才。感动吗？未必吧。要不是鲍叔牙，管仲早就死于非命，不舔鲁侯的刀锋，也毙在齐桓的剑下。

相比而言，管鲍之间的友情则弥足珍贵。鲍叔牙苦口婆心、誓死推荐并晓以大义之后，齐桓公才愿意放弃私怨。而鲍叔晓以的“大义”只不过说中了齐桓公心中的私欲——天下霸业而已。

他对管仲最初的感情并不纯洁，更多的考虑是其功用性，只是后来见到管仲对齐国的用处实在太大了，才渐渐倚重他的。在求贤的举措上，齐桓公不如秦穆公和楚庄王，更不如魏文侯和燕昭王了。

再看齐桓公的爱好。从他宠幸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小人就可见一斑，此三人带给齐桓公的无非就是男宠之色、口腹之欲与游娱之乐，他们为了讨好齐桓公，以自行阉割来服侍左右，烹饪爱子给国君吃，储君不做父丧不归，可齐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居然希望让这三个马屁高手来继承管仲辅佐朝政，糊涂到了极点。

秦穆公晚年也有崤山之过，但主要是战略之失，非关人品。而齐桓公为了宠幸他们，无视仲父遗言，不听鲍叔规劝，一意孤行，最终命丧三人之手，造成死后数十天蛆爬满身才被人发现的惨景，自作自受，与人无尤啦。

回想齐桓公初用管仲时所说“寡人好色，有碍霸乎?”，不由笑出声来，也只有管仲会纵容齐桓公的毛病。苏从、伍举、孙叔敖等楚国贤臣不是一直在纠正楚庄王的小怪癖吗？

而管仲个人能力太强，在整个中国史也无与伦比，他只需要齐桓公对他言听计从，而不太在意主君的德行与齐国未来的发展。

说的更透彻一点，管仲的主要志愿是实现自己的王佐之才，而并没做到诸葛孔明那样的鞠躬尽瘁。这点无法苛求古人，汉代之后儒家思想才深入人心，春秋时期主要看的还是才华。

所以，管仲一直没有为齐桓公清除小人，而鲍叔牙为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国君除去身边的杂佞。他与鲍叔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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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

（2018年按：近期看到新剧《重耳传》的宣传片，我在对调色、服装、场景深感不满的同时，为了罕见的春秋题材、强大的配角卡司，和喜爱的女主含韵，还是会关注一下的。）

晋文公的错也不少，但有两点与齐桓公不同。

齐桓公有意而为，晋文公无心之失；齐桓公屡谏不听，晋文公知错而悔。

最大的过错应该是一把无心大火烧死了功臣介子推。介子推是跟随重耳颠沛流离十九年的大臣之一，虽然地位不如赵衰、狐氏兄弟重要，但毕竟在关键时刻割了大腿嫩肉救了重耳一命。这与烹自己儿子的易牙不同，那纯粹是残忍的献媚，而介子之举意在救人于危难。

对于这位舍命相救的贤臣，重情义的重耳按理说是不可能忘却的，晋国的文臣武将们都按功领赏了，而向来低调的介子推索性一直低调下去，命运弄人般的被晋文公遗忘了！这才有了重耳幡然醒悟去绵山认错，导致介子被烧死的悲剧。如果说齐桓公的过错是自己一手造成的，那晋文公的过错就像是老天开的一场玩笑。

无独有偶，在对待曹国恩人僖负羁的事情上，重耳下令强调不得侵犯僖负羁一家，可偏偏部下却斗气烧了他的家，这也是老天给重耳披上了一件忘恩负义的外衣。

这两件事情上，重耳都是无心之失，怪则怪命运弄人，让人泣泪。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老国君的真心悔过，让人动容。

多年的流亡生涯让重耳动摇过、伤感过、沉沦过，但在那群誓死相随的贤臣帮助下，他一次次克服了生理与心理上的困苦，最终成就大业。

一个伟人的成功不会是一帆风顺、风平浪静的，晋文公吃过的苦也是这几位霸主中最多的，而他的内心也最贴近于普通人。

当狐偃灌醉重耳挟持他重登流亡复国之路时，重耳气得要杀狐偃时的模样，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我们喜欢他，也是因为这是个有血有肉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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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

秦穆公的毛病比较少。他对百里奚属于主动求贤，态度要比齐桓公端正得多。一壮一老的君臣组合让人想起了周文王与姜太公，百里奚也是自比姜尚，声称老朽比太公辅佐文王时还要年轻十岁，真是可爱至极。

秦穆公有一点尤其胜出，那就是广泛的爱好。史料中有不少关于穆公爱马的记载，因为秦国始祖为周王室养马而崛起，所以秦人大多爱马。骑马既能增强体魄，又能陶冶情操，相比于齐桓的贪食好色，要健康得多。

而秦穆公之爱马也非变态式的痴狂，相比于马，他更重视人的感情，这点更加难得。比如他与伯乐、九方皋两位相马师聊天，让他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对擅吃自己良马的三百农民，不仅不杀，反而赏赐他们喝酒，安抚人心。

从这几个故事可以知道，秦穆公施行仁政，重视人才，心胸十分宽广，他虽没有管仲那样的天才辅佐，依然能成就霸业。

他一生中犯下最大的过错就是不听百里奚、蹇叔的劝阻，发兵偷袭郑国，结果被晋军拦击，大败于崤山。

败逃而回的三员大将回国领死，而穆公却将过错全揽在身，对三人不加罪罚。不仅如此，他还亲自率军来到战场，收检将士尸骨，好生埋葬，宰牛杀马，祭奠亡魂。

他痛斥自己不听良言，贸然发兵，以致士卒枉死，情到深处放声大哭，哀动三军，无不落泪，感人场面犹如后世的曹操哭典韦，可见穆公不仅知错能悔，而且重视士卒性命，富有人道精神，与战国时期用法残酷的秦王们相比，他要可敬得多。

秦穆公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机会进军中原，只能称霸于西戎，所以未受到中原文明的教化。他去世之后殉葬而死的有177人，其中不乏良臣，可见秦人原始落后的一面，我宁愿相信这是王室贵族的决定，不是穆公生前授意。

但这也成为秦穆公最为后人诟病之处，想来觉得荒谬可悲：生前宽容大度从不滥杀无辜，死后却让这么多人为其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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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庄王

齐桓公得一管仲而一世无忧，秦穆公兢兢业业而半生操劳。他们不像晋文公与楚庄王那么充满传奇色彩。

如果说晋文公的传奇是一只雄狮，一生颠沛流离，终于称霸原野；

那么楚庄王就是一只鸾凤，前期潜居密林，最后浴火重生。

正如他给人们带来的那些成语：“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楚庄王是浪子回头的典范，从一个迷恋声色犬马的昏君骤变成励精图治、名震天下的霸主。相比之下，齐桓公应该感到惭愧。

庄王的王后樊姬十分美貌，他不是没有再变成昏君的资本，但樊姬不是普通的女人，楚庄王也不是普通的男人，正是在她的帮助下楚王才重获新生。

人的一生都会犯错：

齐桓公一生都在犯错，越到晚年越是明显，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改变；

晋文公在上天安排下也在不断犯错，但他每次犯错都会及时悔改；

秦穆公生前倒是没有什么过失，死后却铸下大错；

楚庄王最有个性，20岁之前把错全犯完了，以至于能够英明一世。

最让人感动的有两件事：

一是著名的绝缨会，宴会之上，大将蒋雄趁火烛熄灭调戏庄王爱姬，被爱姬摘了帽缨去告御状，而庄王命所有人都摘去帽缨后才点灯，变相宽恕那人的罪。可见楚庄王对人才的重视不在秦穆公之下。

秦穆公的马被人吃了，最多不过少了坐骑，没有伤及颜面；而爱姬被调戏是对楚王的大不敬，庄王却能够宽宏大量，不拘小节，王者风度跃然纸上。多年后蒋雄在战场上为救楚王而不顾性命，战后向楚王请当日之罪，更是让人唏嘘，足见人性之美。

二是相国孙叔敖死后，楚王思贤致病，滑稽优伶优孟扮作孙叔敖的形象去见楚王，竟让楚王信以为真，以为孙叔敖起死回生，竟执意要让他为相。这种对臣子的真情和对贤才的渴望，让楚王深深地印上了明君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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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吴阖闾、吴夫差、越勾践

“春秋五霸”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这四个人都有一定的呼声。

贵族气度的宋襄公以仁义为名，妄图称霸，却功亏一篑，其实我还挺喜欢他的，此处略去不谈。

而阖闾灭楚，夫差灭越，勾践灭吴，都是实力超凡的霸主，虽然只霸一方，却也足以与当年的秦穆公相提并论了。但说起来，我却十分不喜欢此三人。

阖闾一生就没干几件好事。为了一己私欲，分别让专诸、要离两位勇士刺杀吴王僚与庆忌父子，结果逼死了专诸之母，杀害了要离一家，为的只是让壮士无后顾之忧。

伍子胥号称孝子，却也参与其中。果然你们贵族的父母是人，他们平民的父母就不是人？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与人性丑恶一览无余。

（2018年按：近期正在看吴蔚的历史推理小说《鱼肠剑》，她把专诸和要离的行刺动机写得比较复杂，同时也对阖闾的自私狠毒进行了批判。这本书中我最爱的人物是计然和月女，其次才是范蠡、孙武，觉得伍子胥和阖闾都有些腹黑恐怖，对于专诸和要离也是深表遗憾。）

攻破楚国郢都之后，阖闾毫无安邦爱民之举，居然睡遍楚宫，乱杀臣民，让人痛恨。此外还有诱骗成千上万的百姓为女儿殉葬的卑鄙残忍之举，这就是他的称霸之道？真是让人咋舌。

至于夫差，倒是比他父亲多了一些人性温暖，毕竟有宽容勾践之仁和痴爱西施之情，但毕竟还是个刚愎自用的莽夫，亲贤臣，远小人，逼死伍员，身死国灭，也不算什么明君。

勾践的亏心事没阖闾多，但也绝非善类。他能够能人所不能，韬光养晦，隐忍待发，这点固然值得惊叹。但范蠡早已看出他的真面目：心胸狭窄，不能容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勾践开其先例，逼死大恩人贤臣文种，恩将仇报，亦小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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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孙武、范蠡

孙武、范蠡，两位旷世人杰，都属于得一而霸的天才，可惜跟随了阖闾、勾践这两个不仁义的国君。不过，他们都很聪明，在功成之日，纷纷选择了退隐江湖，不问世事，对名利的淡薄与人生的超越让后世有识之士得以效仿，汉初的张良正是追随他俩的脚步。

大智者的人生，进能名震天下，退能逍遥人间，谢安、李白、金庸等后世文人无不欣赏这种超凡的境界。

说来也巧，春秋时期最能称为天才的三位智者管仲、孙武和范蠡，他们所辅佐的君主个人能力都不是很强，人品也不高，却都可以称霸于世。可见这三人对各国的王霸之业作用何其之大！

而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手下的百里奚、蹇叔、狐偃、赵衰、孙叔敖、伍举等辈虽也是一代良臣，却都难以与此三人相比。这三个君主一方面自己能力出众，勤于军政，一方面是聚合群臣之力，善于用人，故能成就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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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春秋时期有人性的闪光，也有很多丑恶之处，若无诸子百家应运而生，为中国人寻找治病药方，谋求哲学和政治上的生存之路，真不知社会发展成什么样！所谓群雄争霸，争来夺去，得到天下又如何？

我所重视的是在刀光剑影之下偶然展现的人性光辉和真情实感，一句信义，一道风骨，一声叹息，一串眼泪，也会让我沉迷其中。而王霸之名，俗世之利，相比于人的情感信义，又算得了什么呢？

2011-9-29初稿2018/3/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