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韩国平均每天上映两三部外国电影（2015年上映311部美国电影、363部日本电影），市场竞争无比惨烈，为求得生存，韩国电影每每煽情过度、用力过猛，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素媛》、《熔炉》亦莫不如此，社会意义、票房价值之外，艺术品质乏善可陈。

题材一旦涉及战争、历史和民族情感，导演的内心更是完全失去了平静，象李沧东那样每部作品都经得起咀嚼的非常罕见。

《鸣梁海战》（2014）民族自豪感爆棚，历史真实度贻笑大方；《暗杀》（2015）对刺客澎湃、冷酷的内心世界和理想主义激情毫无感知，沦为韩版抗日神剧。

然而，表现丙子之役的《南韩山城》却令人刮目相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真实的人性，敢于正视耻辱的历史；韩国新兴电影人越来越自信、强大，一如前辈的《误发弹》（1961）、《薄荷糖》（2000），一手抓票房，一手抓艺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儒家文化圈，视汉家政权为华夏正统，余皆蛮夷。1592年万历援朝战争（壬辰倭乱），明朝将士浴血奋战痛击倭寇，对朝鲜恩同再造；1636年皇太极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宁死不跪，朝野上下对清朝国书“大清皇帝”的表述嗤之以鼻。

为解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入侵朝鲜；南汉山城翘首以盼的援军畏敌如虎，不惜暗杀朝廷密使；满清铁骑势如破竹，北门之战打出150比1的战损比，以两人阵亡的代价歼灭300朝军。

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一切，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延续和投射，怎样解析历史和其中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或群体的格局。

影片不愿贬低、丑化任何人，对主战派鄙视蛮夷、奉明朝为正朔的豪情，对主和派保全苍生社稷的忍辱负重，表现得都很到位。因担心带路的老人为清军效命，主战派手起刀落，但对老人遗留的孙女又充满内疚和怜悯。

朝鲜大臣不满清军阵营中的朝鲜人炫耀红夷大炮：“阁下也是朝鲜人，何出此言？”

不料，“朝奸”竟气得嘴唇颤抖，义正辞严地痛揭朝鲜自身的疮疤：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算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

不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吗？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编导能有这样的视野、心胸，令人肃然起敬。

皇太极20岁开始征战四方，37岁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优待鲍承先、范文程、罗绣锦等汉官儒家，汲取儒家文化的精华，非寻常蛮夷可比。

皇太极致信朝鲜国王，影片的表现简约而不简单：

“你一而再地违抗于我，就连你的愚钝，也是我的无德。我正是困扰于此，才跋山涉水来到你这里……打开城门，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我会倾听你的诉说，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诉说一切……”

因为我的过失，才让你愚昧到自寻死路——皇太极的检讨居高临下，数百年后也能感觉到朝鲜君臣的惊诧、愤怒和屈辱：清酋如此狂妄无礼。

“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皇太极正在小心翼翼地实践他对仁义的理解，而朝鲜、明朝也正在和将要经历皇太极们带来的强烈阵痛。

困守南汉山城47天后，朝鲜国王亲至皇太极面前伏地请罪，史称“丁丑下城”：

阿克顿说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述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南汉山城》再一次显示，艺术是哲学最精准、锋利的剃刀，呈现历史和人性最本质的部分。

云长走麦城仍是英雄，知耻而后勇的民族必将再起：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依旧属中华！

西风影评

看见一段关于影片中讲述的全然不同的关于李氏朝鲜在倭乱和胡乱中毫无抵抗能力的分析，颇有见地，在此分享下(￣∇￣)

“当时的朝鲜，也不是我们想象里的奉明正朔五百年的小中华儒教国家。其实，朝鲜是一个贵族合议制国家，朝鲜政府是以血统的高低贵贱来决定其社会地位的。儒家文化的科举制度，在朝鲜有其名而无其实，血统不够高贵，没有资格参与读书科举，出身不够特别高贵，没有资格去考高级官员。而没有出身的贱民，就如影片里的清军翻译郑命寿，对朝鲜大臣指责其祖上是朝鲜人的回应。郑翻译回答的是：“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其实这才是朝鲜真正战败的根本原因所在，朝鲜作为一个由大小土地贵族把持的国家，在建国初期，国内有近一半人口属于奴隶，国家有专门负责维护政府机构的国营奴隶。随着小土地持有者下层良人阶层的逐渐解体，在17世纪初，朝鲜这个国家有八成以上的人属于贱籍，即满洲军队翻译官的朝鲜出身。

在朝鲜“人”眼里，郑翻译这种人，被特意制定了从母法，该项法规制定的也不是父母是奴隶，子女就是奴隶，而是母亲一方是奴隶，子女才是奴隶，其理由很简单也很直白——知母不知父，禽兽之道也。人之所以比畜生高贵，是因为知道自己爹妈是谁，朝鲜的“人”在法律上规定了朝鲜贱民与牛马鸡犬等同。所以说影片里郑大人事实上不应该知道谁是自己的便宜爹。当满洲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郑大人这样的人形牲畜，占了朝鲜总人口的80%以上。

而身为蛮夷出现的满洲军队，在当时因与明军长期拉锯作战中损耗极大，在人力物力上严重匮乏，因此在人力使用上有才便用，不看民族也不看出身，并没有朝鲜人这种根深蒂固的血脉观念。朝鲜君臣眼里的人形牲畜郑命寿，在投奔满洲，作为郑大人回国后，在地位上反而比朝鲜的所谓高等贵族要高其一等。

战乱爆发之时，朝鲜“人”并未真心抵抗过——“今者两班千百，而为兵者一二；民丁数十，而为兵者仅一二”，朝鲜的贵种们并不愿意当兵，自然也不会拿下层贱民的畜生命去当人命来看，这才是朝鲜倭乱、胡乱之中迅速败亡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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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忠臣，生死之辩。一帮文臣，因势利导。一个主君，有对有错。人根本无法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做出超越性的选择，只能按照自己心中道路坚持下去，而我们后人却总是以一种超脱视角去评判，根本不懂当时人的选择，他们可能只是想活，当然也不排除某些人知道应该怎样活，没想到韩国主旋律电影已经可以做到如此地步了！克制强烈的民族主义，正视历史。而这对比之前的那部《鸣梁海战》，算是有了不小的进步。而这样的主旋律怎不叫人拍手称快。

韩国电影题材中自黑已不算是新鲜事，黑政府，黑警察，黑检察官，看不惯的事，韩国导演都能拍出一段黑历史来，曾拍出过《熔炉》的导演黄东赫这次真的拍出了一部自黑韩国历史的《南汉山城》，背景是1636年的丙子战争，在韩国称为“丙子胡乱”，以儒家文化正统自居的朝鲜人称呼蒙古和满人为“胡人”，以至于日治朝鲜时期烧饼都被称为“胡饼”，正是当年满人入侵朝鲜时带去的食物，后被朝鲜人学会贩卖时便称为胡饼，电影《词典》有提到过。这段故事的起因是1627年曾爆发丁卯胡乱，后金政权曾与朝鲜定下盟约，称“后金为兄国、朝鲜为弟国”， 1628年，皇太极计划进攻明朝，向朝鲜征调兵船。朝鲜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后才接见后金的使臣，并对他说：“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皇太极闻听后大怒， 1636年称帝后不久，因不满朝鲜在结盟后但仍旧保持着与明朝的关系，率领数万清军攻打朝鲜，逼迫其称臣。十二天后便抵达朝鲜京城汉阳城下，朝鲜仁祖出走南汉山城避难。翌年正月三十日，在南汉山城被清兵围困47天后，仁祖着青衣在三田渡向努尔哈赤称臣，行三跪九叩之礼。韩国人将此次事件看作国耻，称之为“三田渡之屈辱”。我要说的是，就是这奇耻大辱，韩国导演居然可以拍出来，而且还对史实一一还原，导演要还原朝鲜大臣们称之为蛮夷的侵略者，要还原朝鲜朝廷内部主战主和的争执，要还原当时朝鲜士兵的懦弱，要还原仁祖爱国忧民忍辱负重的勇气。甚至导演还原了女真人的对白是用满语。这部电影的累计观影人数达到384万人，这个数字是韩国总人口的1/13，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一部反映国耻的影片却票房飘红，在中国简直不可思议，这类题材是中国影人的禁区，而且毫无票房而言，但为什么韩国电影可以获得如此成功，想必和其宽松的电影环境和开放的历史观决定的，屈辱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无法回避，更不应该刻意掩盖。我国的近代史充满了屈辱与不平等，貌似只有《火烧圆明园》和谢晋的《鸦片战争》，之后再无新作而言。这类作品放在当下是与“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厉害了，我的国》相悖的。在这一点上韩国影人更加勇敢，韩国的观众也更加理性。 大连和旅顺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一环，作为租借地的旅大两地，保留了大量日俄时期的建筑和当年殖民者城市规划的痕迹，1899这个年份正是俄国沙皇颁布敕令宣布建立达里尼港，并以港建市的年份，正是大连城市的开端。大连诞生于沙俄殖民者的母腹，成长与日本殖民者的摇篮，侵略者在城市留下的印记犹如婴儿诞生时带来的胎记无法抹去，但这并不影响1945年光复后，大连以独特的姿态在新中国“长大成人”。大连的城市和市民身上有着独特的性格与文化，这与它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而如今的官员在宣传大连时对待大连的“出身”问题，试图回避，甚至希望被外界所遗忘，这是何等狭隘的历史观。 说回到电影，如今满人已不是中国的主宰，曾经的满洲已不复存在，满语只存在于故宫的匾额之上，满族人已无法从自身上找到任何民族印记，而韩国自明亡后以儒家正统自居，虽屈尊为王，但韩国文化之精髓从未间断，薪火相传，现在已融入到韩民族的血液之中，在韩国社会至今仍可以找到这种影子，而多数时候，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我们对其早已嗤之以鼻。如今我们又主张重视传统文化，韩国这个当年与中国父子相称的国家，俨然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文化上我们向韩国可以学习的东西有很多，从这一点看，仁祖那一跪，真可谓大丈夫，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民族文化火种得以保留。这并非耻辱，只不过是在地缘政治之中寻求的一种生存之道罢了。 影片的始末有两句话首尾呼应：“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那年春天，蒲公英再次开花了”…

当年选择投日的汪精卫临别时对蒋介石说：兄为其易,弟任其难。《南汉山城》正是演绎了这难处何在。在中华文化圈中，杀身成仁以取义，还是忍辱偷生待将来，经常是摆在乱世士子面前的重要选择。但这种选择并不存在优劣好坏的绝对标准。因此，我们既称赞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坚忍，勾践卧薪藏胆的等待，同样更传颂史可法的宁死不屈，关天培的杀身成仁。以至于影片中，当主张投降的崔鸣吉向朝鲜国王进谏要善待主张决一死战的金尚宪，因为他是国王身边唯一的忠臣。而此时国王却对他说，你也是朕的忠臣。的确，面对千夫所指，背负千古骂名，还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主和，这绝不是为了自己活命的私心杂念。相反他承受的痛苦，有时甚至比一死了之还要巨大，还要难以忍受。从这点来说，真正的主和派与真正的主战派，在历史上都是少数，这都需要强大的内心去贯彻自己的主张，比之大多数的墙头草，他们同样值得尊重。影片的亮点，就在于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各自的苦心孤诣。导演没有将双方描述成黑与白、天与地的绝对对立，没有叙述成脸谱化的正反两派。相反，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其实与众多为了一己官位的既得利益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敌军箭矢，毫无退缩之意的主和派崔鸣吉一出场便震慑住所有观众，身上的浩然之亲让我以为他才是视死如归的勇士。而占尽道德制高点的金尚宪第一桥段就是杀了一名手无寸铁，助他过河的老船夫，善与恶顿时错位。而影片对生与死的诠释更是叫绝。崔鸣吉的生不是为了自己的生，金尚宪的死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死，生肩负着复兴的希望，死贯彻着成仁的道义，二人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完成着各自的使命。这种对生死善恶的深刻诠释是我国类似题材的影视中，难以出现的桥段。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梅雨季节，户外瓢泼大雨。

沉浸在影音世界中观看完了一个曾经发生在寒冷冬天的故事。

17世纪中叶，满清以强大武力威逼朝鲜臣服，君臣困于南汉山城商讨对策。

斥和派认为气节与正统，宁死不能丢弃。

主和派认为在战乱面前，百姓生灵才是首要考虑。

罕见看到具备如此诚实史观的影片，以克制冷静的笔触描画了一个夹缝中的小国如何取舍宗主国的故事。

对战和两派代表人物，分别给予了客观尊重的刻画。

斥和派金尚宪，执念大义气节，体谅平民兵士。

却冷酷捅死渡口老汉，唯恐他为清军领路。对老人的孙女，又极近怜悯妥善安排。

主和派崔鸣吉，绝非贪生怕死之辈。为免生灵涂炭，一腔孤勇，数次前往满清阵营斡旋。

甚至于未免金尚宪尴尬，一力承担降书撰写工作。甘负骂名，在所不惜。

两人虽然在是和是战上，意见不一。

大多时候惺惺相惜，堪称君子之交。

全片没有丑化满清，也没有美化朝鲜君主。

皇太极不亏为日后改天换地的大汗，心胸亦算宽广。

对于朝鲜君臣在大年初一还要向北京大明方向行叩拜大礼的行为，表示了理解体谅。

片尾，朝鲜仁祖大王着蓝衣（以示有罪），领众臣向皇太极行三叩九拜大礼的画面可谓生动凄凉。

影片中，极力讽刺的乃是以领议政为首的骑墙派们。

对兵士，高高在上，视为草芥。

对下属，恫吓嫁祸，无所不极。

对同僚，动辄要求处斩崔鸣吉。

被满清炮火教训后，立马见风使舵，高呼处斩的对象转眼就变成了金尚宪......

丑态毕露。

哪怕画面冷静克制，亦不免种种悲凉萦绕其中。

多场群臣辩论戏，生死名节，让人热泪盈眶。

李秉宪与金允石，再次贡献无与伦比的表演

导演黄东赫，《熔炉》《奇怪的她》均出自他手，加上本片，似乎各种题材都能驾驭。

或许，可以把《鱿鱼游戏》排上Lis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