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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办公室【冯·诺伊曼与艾伦•图灵】——纪念艾伦•图灵百年诞辰 1912.6.23-2012.6.23

 一、左边的办公室

冯·诺伊曼教授每年换一部新凯迪拉克。早上十点，他把爱车停在帕尔玛物理实验室门口，神采奕奕地走进隔壁数学系的办公室。那时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才刚成立，和数学系挤在一幢叫作Fine Hall的楼—— “还不错的楼”。冯·诺伊曼教授总是穿一身笔挺的西装，以免别人把他错当成学生。他太年轻，三十出头，却已经到达了学术顶峰，和五十多岁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数学家维布伦(Oswald Veblen)、数学家亚历山大(James Alexander)一起成了高等研究院最初任命的四位教授。

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

十八岁那年，他犹太裔的父母试图把长子拉出对数学的执迷学些更实际的东西，于是他们达成了妥协，冯·诺伊曼同时在三所大学注册：在苏黎士联邦理工学院（ETH）学习化学工程，每晚完成柏林大学数学专业的作业，在每个学期末回布达佩斯大学参加他从没上过课的数学考试。二十二岁那年他不但从苏黎士联邦理工拿到化学工程学位，还通过了大卫·希尔伯特坐镇的数学博士答辩。整场答辩希尔伯特只问了一个问题：“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晚礼服，你的裁缝是谁？”于是，大家都知道了，希尔伯特钦点的年轻人，不但写了完美的博士论文，还是个翩翩佳公子。
博士毕业后的三年，高产的三年！他在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的三年一共发表了二十五篇论文！包括一本八十年后仍然重印的量子力学教科书，可是……对于这个高速前行的天才这些光荣也已经是陈年往事。二十七岁上，纳粹刚刚抬头而美国也恰好走出了大萧条，维布伦代表普林斯顿去欧洲招兵买马，工资开价是冯·诺伊曼在德国挣的八倍还多。踏进美利坚第一天，他打趣地对同行的匈牙利老乡维格纳(Eugene Wigner, 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说：“我们该让自己更像美国人。”当即，维格纳改名叫“尤金”(Eugene)，冯·诺伊曼改名叫“约翰”(John)，和稍微熟一点的人就勾肩搭背地说“你们叫我强尼(Johnny)吧。”
强尼，强尼。强尼•冯•诺伊曼就不着痕迹地混进了满大街都是强尼的美利坚大熔炉，还有谁知道他刚出生时那个卑微的匈牙利名“亚诺斯”(Janos) ？还有谁知道他在德国那几年日耳曼化的“约汉纳”(Johann)？ 不过他改了名字，却死活不肯把姓氏里的“冯”去掉。二十几年前他有钱的犹太老爸向行将就木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买了这个贵族称号，于是带着暴发户气息的诺依曼家族就转眼变成了代代相传的贵族冯•诺伊曼，多亏奥匈帝国国库空虚等钱用，否则十足的犹太血统怎么能捐上这个高贵的名头？一到周末冯•诺伊曼肯定请教授们上他宽敞奢侈的大宅喝酒跳舞，宾客盈门杯觥交错， “冯•诺伊曼请客谁不去！”讲出这话，就好象请客做东的是奥匈帝国的某个最尊贵的日耳曼裔公爵。

二、右边的办公室

冯·诺伊曼教授对面的办公室坐着博士生艾伦·图灵。开朗外向的冯•诺伊曼教授和孤僻紧张的图灵没什么闲话好聊，只知道这个总穿一身乱糟糟运动衫的年轻人前几天差点把自己的那部二手福特车倒车进了卡耐基湖。冯•诺伊曼教授横穿大西洋必买头等舱，常年西装革履，每年换一部崭新的凯迪拉克，略略发福，讨厌运动，有一次妻子想让他学滑雪他恼羞成怒甚至以离婚威胁。与他恰恰相反，博士生图灵则在几个月前坐着末等甲板舱从英国漂到美国。他常年一件套头衫，开一部状况堪忧的二手福特，身材瘦削，热爱运动，是跑赢过奥运会选手的马拉松健将。一到周末，他和同学打垒球比赛，分成两个队，“大英帝国队”对决“叛变殖民地队”。

Alan Turing, 1912-1954

刚来普林斯顿那会儿他不是没试过去交朋友，拥抱新生活，可是上个月当一名卡车司机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油腻腻的手搭在他肩上直呼其名和他侃大山时，堂堂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毕业生着实为这种粗鲁的风气吓了一跳。别误会了，他不像冯·诺伊曼教授那样公子派头，他爸爸不过是大英帝国驻印度的一个小公务员，可是英伦岛国的教养让他觉得一个陌生人把脏手搭在你他肩上实在有点亲昵过分。他也讨厌陌生人叫他“艾伦”，还是“图灵先生”更妥当些。除了难以适应美国的新环境，图灵先生还有更糟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的体面社会里止于手势和眼神的问题：喏，你知道的，他有点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啊……你晓得我在讲什么啊。
数学天才艾伦·图灵先生是个无可救药的同性恋。
这个无可救药的问题是这样开始的：当图灵还在谢伯恩男校 (Sherborne School )读高中，他认识了比自己高一级的克里斯托弗•马尔孔 (Christopher Morcom)。瘦弱的、过于瘦弱的马尔孔，每个学年都因病长期缺课，可他聪明的头脑竟然使他在偶尔上学的几天能补上所有功课，门门考试成绩第一。是这样毫不费力的聪慧吸引了图灵，而当他更接近马尔孔，惊喜地发现他和自己一样，对科学有着自发而浓厚的兴趣。在马尔孔偶尔上学的日子里，他们坐在相邻的座位听课，又一起去图书馆写作业，以便能不断讨论科学问题：马尔孔说如何在家里搭化学实验室研究碘，图灵说如何手算圆周率到小数点后36位，马尔孔说你知不知道薛定谔的量子力学有趣极了，图灵说你知不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有趣极了。他们谈梦想，应该做数学家还是物理学家，如何为科学做出真正的贡献……晚钟响了，他们回各自的宿舍睡觉，又在凌晨爬起来站到阳台上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并写信把观测结果告诉对方：“我从没见过更好的木星。今夜我看到了五个环，甚至能看清中间那个环上的斑。”“我今夜看到了仙女座，但一会儿就消失了。”那个冬天，毕业班的马尔孔已顺利拿到了剑桥三一学院的奖学金。图灵还有一年毕业，马尔孔鼓励他来年报考剑桥，“因为那里的科学最好，而且我能经常看见你。”这句嘉勉说出口不到一个月，一个晴朗的凌晨，图灵起床看见月亮刚巧经过对楼马尔孔的窗户落下。“今晚的月亮格外美。”他写在记事本上预备第二天告诉马尔孔，他还不知道永远不会有那一天了。那个凌晨，克里斯托弗•马尔孔暴病夭折。
落葬日，时年十七岁的图灵怀着巨大的悲痛写信给马尔孔的母亲：
1930年2月15日
亲爱的马尔孔太太，
我因为克里斯而很难过。一年来我们一起学习，我从来没交过像他那么聪明、迷人、又谦卑的朋友。我和他分享了研究的乐趣还有对天文的热爱（这是他引发的），我想他也是这么觉得的。现在，尽管有一部分乐趣因为他的死而消逝了，即使这一切不再因为他而那么有趣，我也要投入尽可能多的精力到研究上，就象他仍然活着。他会希望我这么做的。我深知你此刻的悲痛。
你忠诚的，
艾伦•图灵
又及：如果你能给我一张克里斯的小照片我将十分感激。我愿以此来缅怀他的榜样和成就，督促我更仔细更优秀。我会思念他的面容，他走在我身边时微笑的模样。幸好我保存着他所有的信。
马尔孔死后一年，图灵的未来决定了，他要去剑桥国王学院学数学，就像给马尔孔太太的信里所承诺的，“以此缅怀他的榜样和成就。”这一年中，无数次对马尔孔的哀思恐怕也让他渐渐明白了比友谊更深的感情。是爱情吗？图灵无法回答，也不屑回答。落葬日那封痛切的信，还有这一年来（以及他的余生）为了纪念马尔孔而突飞猛进的学业都说明了这份感情比爱情更高：他在竭尽所能挽留死者。又有谁会为那么美好的感情而惊慌呢？于是图灵坦然接受了，并在余生从未试图遮掩自己的性取向。

三、希尔伯特的落日

每个清晨和黄昏，图灵习惯一个人沿着河边长跑思考问题。去年夏天，当他还在剑桥国王学院读本科，某次长跑到精疲力竭地躺倒在草地上，斜阳西照，运动让他神思凝聚，他脑中经历了一场风暴，忽然意识到了回答希尔伯特判定问题（Entscheidungsproblem）的办法。他兴奋地一跃而起跑回寝室写下自己的思绪。他的身后，照耀世界数学界三十余年之久的希尔伯特的太阳，终于落山了。
大卫·希尔伯特，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数学家，凭一己之力使数学走上了更严谨系统的现代之路。1900年，38岁的希尔伯特如一位新任的武林盟主，振臂一呼，四方响应。他在国际数学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三个问题”，立即成为了数学界集体奋斗的目标，其中的第八个问题黎曼猜想/哥德巴赫猜想更是成了数学的桂冠。二十八年后，暮年的希尔伯特又提出了三个数理逻辑上的大问题，简单说来这三个问题分别是：1）数学是完备的吗？2）数学是相容的吗？3）数学是可判定的吗？其中的第三问题，即被称作希尔伯特的判定问题。如果说 1900年的二十三个难题洋溢着壮年人的踌躇满志，那么1928年的三个问题已经是一个老人对秩序和条理的向往。希尔伯特十分希望，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因为这将使数学建立在完美严谨的逻辑的基石上，作为亘古不变的真理存在。
可惜，这个井井有条的逻辑美梦只做了三年，年轻的奥地利人哥德尔就发表了震惊数学界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数学不可能既是完备的又是相容的。这个定理以十分有趣的形式否定了希尔伯特1928年的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到1935年夏天，躺在草地上休息的图灵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他想到了否定希尔伯特第三个问题的办法：用机器。他想象着一种虚构的“图灵机”，可以从一条无限长的纸带子上的读取命令进行操作，从而模拟人类所可能进行的任何计算过程。图灵证明，我们不能用一个算法来判定一台给定的图灵机是否会停机，所以停机问题是一个无法判定的数学问题，即希尔伯特的第三个命题答案为否。
巧合的是，第二年春天，正当图灵把关于判定问题的论文初稿交给导师纽曼(Max Newman)过目时，大洋彼岸，普林斯顿大学的阿隆佐·邱奇(Alonzo Church)教授——逻辑界数一数二的学者——抢先一步发表了新论文，利用自创的λ演算(lambda calculus)否定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看到邱奇如此巧合的论文，导师纽曼顺水推舟写信推荐图灵去做博士生。1936年夏，邱奇的新博士生图灵来到了普林斯顿。
图灵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档案 Firestone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June 2012
11月，图灵关于判定问题的论文，即多年后将声名大噪的 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 终于发表，学界反应极其冷淡。12月图灵在普林斯顿数学俱乐部做了关于这篇论文的演讲，听众不足十人。这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三个问题的论文为何遭到如此冷遇？有几个原因：其一，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如此有趣奥妙，已经吸引走了学界关于希尔伯特三问题的大部分兴趣；其二，邱奇当年春天的论文已经率先解决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虽然图灵的解法天差地别，也比邱奇的解法简洁得多；其三，用“机器”解决数理逻辑问题，实则是此篇论文最闪光的部分，可是过于新颖，不容易被主流学界接受；其四，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和著名教授邱奇比起来，图灵才初出茅庐。他在家书中愤愤说：“只有名人才会吸引听众。(One should have a reputation if one hopes to be listened to.)”
不，不完全如此。至少还有一个人会认真阅读无名小卒的论文。对门办公室的冯•诺伊曼教授——图灵默默仰慕又羞于开口的偶像——不但认真读过这篇论文，还读过所有期刊上的所有论文。他是一本雄心勃勃的百科全书，任何人的任何知识都逃不出他的法眼。图灵的论文一发表，敏锐的冯•诺伊曼已经嗅到了图灵机广阔的远景，他对朋友说，你该去找我对门的图灵，他那篇论文正好可以做这样那样的事。他慷慨地给朋友建议，自己却没亲自找图灵聊聊。他的注意力在有趣的图灵机上停留了一下，又跳到另一个截然不同却同样有趣的问题上：量子力学、流体力学、博弈论……世上千千万的问题都吸引着冯•诺伊曼，他脑中有千千万要实行的计划——图灵机不过是其中一个。
可是，博士生图灵仍然因为这篇论文而给冯•诺伊曼教授留下了印象，两年后图灵从普林斯顿博士毕业，是冯•诺伊曼教授唯一提出了挽留：年薪一千五百美元聘图灵做自己的助手。对于一个年轻的数学家，能师从传奇般的冯•诺伊曼教授是梦寐以求的机遇， 一千五百美元的薪水也比图灵在英国能找到的教职待遇好得多。图灵拿着冯•诺伊曼的聘书在普林斯顿校园里晃荡，理性使他不得不好好考虑这个千载难逢的肥缺，可是啊——英国人图灵吸吸鼻子，鼻子里呼到的空气有点太粗鄙，清清耳朵，耳朵里听到的英语有点太懒散。他走过哥特式的普林斯顿校礼拜堂，那只是更加宏伟古老的剑桥国王学院礼拜堂蹩脚的复制品。礼拜堂的尖顶插入新泽西州的蓝天白云，英国人图灵却没法欣赏这儿的晴空万里，他的目光越到了大西洋彼岸，那里，纳粹的阴云密布欧洲。
1938年夏，博士毕业的图灵忧心忡忡回到英国剑桥，在数学系做一学期才给十英镑的临时教员，教一门听者寥寥的“数学基础”。他将慢慢攀爬学术的梯子，成为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九个月后，意外降临：纳粹的阴云终于骤降成狂风暴雨，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四、Station X. Site Y.

二战的爆发给白金汉郡的布莱切利镇带来了点可喜的新鲜，一万多人连夜从大城市挤火车逃难到这个平庸乏味的小镇，可是不久大部分又挤火车回去了：宁愿被炸弹炸死，也不要在这小地方无聊死。艾伦•图灵却逆着人潮，搬到了这无聊小镇最无聊郊区的一家最最无聊的小旅馆里，每天骑车三英里去镇中心的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上一个谁都不知道在瞎搞什么的班，下班回来还自愿给冷冷清清的旅馆酒吧打杂。旅馆老板娘看着这个闲得发慌的小伙直摇头：健健康康的大男人，怎么不去打仗呢？
可是，图灵正在打仗。他的敌人：哑谜。看似死水一潭的布莱切利园，此时已有了军事代号：Station X，保密等级：绝密。这里是英国政府密码学校的驻地，海陆空和军情六处的情报组织各占一隅。几百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破解德国人的无线电报，为了最大程度保密，大部分职员根本不知道工作的真正目的，除了几个核心解密成员：象棋冠军、填字游戏高手、数学家。二十七岁的图灵很快在这个核心团队里有了绰号：教授(Prof.)。
此时的欧洲上空，无数来自德军的电波正以莫尔斯码的形式穿梭来回。这些莫尔斯码发出前由一种称作“哑谜机”(the Enigma Machine)的加密器加密，在接受方又由同样的“哑谜机”解密。直到二战结束，德军从未怀疑过哑谜机的坚不可摧，所有军种所有级别电报，一律用哑谜机加密，加密电报中放心大胆地沟通了所有军事信息：潜艇位置、军队人数、攻击路线、伤亡报告……
哑谜机
德军的信心源于哑谜机复杂的加密方法。虽然每个军种对商用的哑谜机都略有改进，不过所有哑谜机基本构造相同：键盘、接线板、多个转子、指示灯。当密码操作员在键盘上按下一个字母（比如字母A），电流会通过一个可自行改接的接线板，启动一个或者多个转子转动，同时点亮某个字母指示灯（比如字母L），于是字母A被加密成字母L。哑谜机精巧的设计使得，在下一次按下字母A时，它将被加密成另一个不同的字母（比如字母P）。更巧妙的是，当且仅当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哑谜机拥有同样的初始设定（同样的接线板、同样的转子排列、同样的转子初始位置），密码L才可以使用接收端的哑谜机还原成A。而对于不知道初始设定的敌方，他们面对的可能情况多达10^114种！
雪上加霜的是，德军每个军种所用的哑谜机略有不同，相对于三个转子的陆军哑谜机，海军五转子的的哑谜机要复杂得多。在布莱切利园只有两个人相信这层层加密状如天书的密码可以被破解：一个是布莱切利园的老大，因为“海军电报必须被破解”，否则被德军潜艇战封锁的英国将坐以待毙；另一个是“教授”图灵，因为“如果海军电报能破解，那实在太好玩了”。
“教授”发现，在加密文件中找规律的本质是重复搜索，而搜索是一种机器可以代替人脑的工作。当时，布莱切利园从曾经研究过哑谜机的波兰数学家那里继承了一种叫“炸弹”(Bombe)的原始解密仪器，每一个“炸弹”模仿一个哑谜机的转子，许多“炸弹”相链接来模拟一种哑谜机的初始设定生成可能的电报。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穷举搜寻答案的算法，需要遍历所有可能排列，费时费力。图灵洞察到，只要运用几个简单的事实——比如，一个字母的密码不可能是其本身、原始文本中一些字母（比如s）的出现频率一定高于另一些字母（比如x），一些固定词语（比如“元首”）将高频出现——就能大大改进波兰人的笨法子，来快速寻找最有可能的转子设定。用现在的算法语言来说，他将穷举法改良成了贪心算法。贪心算法改进后的“炸弹”对抗五转子的海军哑谜机大获成功。每次一方发出电报后，接受方过几分钟将发一封短电报表示“收讫”。许多回，电波中还未监测到“收讫”电报，图灵的“炸弹”机已经将密码还原成了原文， 可见“炸弹”的解密速度甚至比预知原始设定的接受方都快！布莱切利园自豪地说，德国人真该问“教授”他们的电报到底讲了什么。
可是，随着战争深入，转子更多的哑谜机不断投入运用，最后竟出现了十二转子的密码机。面对十二转子，即使图灵的“炸弹”都需要十几天时间。战场瞬息万变，布莱切利园亟需更快速的机器。很显然，提高速度的关键在于把机械的“炸弹”机改成更快速的电路装置。1943年，在图灵的鼓励下，布莱切利园工程师Tommy Flowers设计了一台叫作Colossus的巨型机器，在战时充裕的经费支持下很快获准建造。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电子化、数字化、程序化。它由光学在长条纸带上读取电报原文，经过一千五百个真空管的电路计算，将解密结果输出到电传打字机上。1944年6月1日， 经过完善的Colossus二号机抵达布莱切利园。离诺曼底登陆只有五天。
诺曼底登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唯一方法，毋宁是一场豪赌。盟军三百万主力兵力要从海上和空中登陆易守难攻的诺曼底，很可能伤亡惨重。为了保护兵力，盟军的情报网精心编造了一则假情报透露给敌方，希望德军以为在诺曼底将有一次只是“小规模”的军事转移。而德军能不能上当则唯有通过由Colossus解密的德军电报检验。幸亏快速的电子计算机，解密很顺利，德军的电报显示只有一小支部队被派往诺曼底。更幸运的是，电报还详细说明了军事安排、物资转移、军种调遣，德军手中的牌一览无余。
6月6日凌晨三点，Colossus破解了一条德军自诺曼底刚发出的绝望的电报。天啊，天上怎么来了那么多伞兵。
随着这些伞兵安然降落，二战的转折点到来了。
大西洋的另一边，1943年秋。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数学教授乌拉姆(Stan Ulam)的办公室里闯进了一个女学生。学期只过了一半，她却要求提前完成期末考试，以便“为战争服务”。她坐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答完了教授在信封背面临时写下的几道题，然后消失到谁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这几天，乌拉姆身边有许多朋友消失了。在食堂认识的同事、物理教授、自己带的研究生，他们打了个 “为战争服务”的假条，就神秘莫测地走了。乌拉姆心里痒痒，写信给自己朋友中人脉最广的冯•诺伊曼，询问有否能为战争服务的工作，他回信了，说自己忙得很，不如在芝加哥火车站见面——他在那里正好有两个小时的转车时间。乌拉姆在站台见到了风风火火的冯•诺伊曼，以及——他身后的两位保镖，这才意识到他朋友正在忙活的事对大战意义重大。冯•诺伊曼神秘地表示：有一件很重要的项目也许能让乌拉姆帮忙，不过他还不能说是什么事，在哪里，有谁。
几周后，乌拉姆收到了一封政府委派信，要求他去新墨西哥州一个小镇。他从来没听说过这荒僻之地，就去图书馆借新墨西哥州地图册。于是他惊喜地发现，在地图册的借书卡上，整齐地排列着之前消失的所有熟人的名字。他们都消失到了这个闻所未闻之地。
火车在一个荒凉的车站停下，黄沙遍野，峭壁陡崖，像时间尽头一样死寂。这里就是Site Y，刚刚起步的研究项目叫Project Y，保密等级：绝密。战争结束后，前者将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后者便是鼎鼎大名的曼哈顿计划。在这片萧索瑰丽的沙漠中，聚集了一群活力旺盛的年轻人，平均年龄25岁，第一年，80个新生命诞生。他们的领袖奥本海默38岁，他们的信使冯•诺伊曼39岁。他们的任务：制造摧毁一切活力和生命的超级武器，原子弹。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边界的标志
四年前，爱因斯坦和西拉德（Leo Szilard）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物理学的推进已经使得通过核裂变获得巨大能量指日可待，只要德国人愿意，他们有知识和能力发明这种武器，美国必须赶在纳粹德国之前掌握核技术。随着美国正式参战，核技术的研究越来越紧迫。一个名字被提出来：罗伯特·奥本海默，聪明果敢，当机立断。另一个名字被提出来：约翰•冯•诺伊曼，因为他已经坐镇另外十几个军事项目上，正好能耳听八路，眼观四方。
冯•诺伊曼教授是军方最喜爱的合作人。作为犹太人他对纳粹嫉恶如仇，为了替关在集中营的朋友报仇他渴望和手段强硬的人合作，醉心各种新式武器。作为数学家，他认为只有当数学有应用价值时，数学才能最快速度发展。少时父亲逼迫之下学习的化学工程意外派上了用场，他很容易明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讨论，再用数学的语言解释给数学家听。他最擅长把一项看似庞大无解的任务庖丁解牛，分拆成小零件委派他人，让底下每个人觉得自己拿到的那部分恰好是最擅长的本职。他是天生的领袖和传令官，坐镇导弹研究实验室、美国数学学会战争委员会、国家防御研究委员会……不像大多数被强制定居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科研者，他进出自由。日理万机的冯•诺伊曼教授哟，他在普林斯顿、波士顿、费城、华盛顿、芝加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阿伯丁兵器试验中心……全美的战时科研进展他一清二楚，人家刚跟他讲了两句，他就能接上来，“某某在芝加哥也做这事。”“哈佛的某某已经搞出来了。”
曼哈顿计划最大的困难不是制造出核裂变反应，而是控制原子弹的威力。爆炸的冲击波将反复震荡叠加，最终的力量难以预测。曼哈顿计划的高度机密性和核试验的昂贵成本使得大规模试验不可能，而人力又难以计算如此多的非线性方程。如何提高计算能力成了当务之急。
事实上，计算能力这个瓶颈也困扰着其他军方科研项目。于是，1943年，当听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群工程师为了计算导弹轨道（另一种典型的非线性方程）而开始建造一台名为ENIAC的巨型机器时，冯•诺伊曼立即敏锐地想到：也可以用这机器去计算原子弹冲击波的能量。在他的牵头下，ENIAC建完后第一项测试任务居然不是导弹轨道而成了核弹方程，整个测试将原本几个月的 人力计算缩短到了几天。完成测试他脸色苍白地回到普林斯顿家里倒头睡了十小时，醒来后不吃不喝，久久向妻子吐出一句话：“我们造了一头怪兽。”
怪兽，他指的不是核弹，而是计算机。
看到了ENIAC的广阔前景后，冯•诺伊曼毛遂自荐要做ENIAC的数学顾问，让发明者Presper Eckert和John Mauchly受宠若惊。他们亲自领冯•诺伊曼参观机器，一间两百平米的大房间里，两个工程师指给他看：这里是一万八千根真空管、这里是电源、这里是读卡器、这里是维修站……可是，人家的设计冯•诺伊曼却看得比设计者还清楚，他一回去就写了个105页的报告：“一台计算机的基础组成是：存储器、控制器、运算器、输入输出设备。”至今，世界上的大部分电脑仍在沿用这著名的“冯•诺伊曼结构”。
1945年5月，德国投降，证据显示德国当时的科研进展还未能制造出原子弹。7月，洛斯阿拉莫斯第一颗原子弹试射成功。8月，在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的授意下，两颗本为抵御德国人的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和长崎。9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7月16日凌晨，第一颗原子弹Trinity在新墨西哥州试射成功。奥本海默看完试射后引用了印度史诗《薄伽梵歌》中的诗句：“我已成为死神，三界的毁灭者 。”

五、MANIAC

在二战的巨大压力下，英美两国独立制造出了最原始的计算机，Colossus和ENIAC。它们惊人的相似：都利用打孔卡输入，都运用真空管计算，都体积庞大，都对二战胜利功勋卓著。二战史学家普遍认为，布莱切利园的工作使欧洲战场缩短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并直接切断了“沙漠之狐”隆美尔在北非的补给线；而曼哈顿计划则终结了太平洋战场。现在，在这个戏剧性的擂台上，两个核心人物图灵和冯•诺伊曼都决心改进这两台原始机器相似的缺陷：只为专门目的设计，不能储存程序。改进的方向很明显，一如图灵1936年论文所预言的那样，造一台能完成任何目的的图灵通用机。
二战结束了，而冷战的阴影旋即逼近。核威慑成了一扇关不上的门，在间隔重重的美苏关系中，美国很快发现为求自保只能继续扩大核优势。氢弹的研究成为了攻坚关键，而如何提高计算能力又成了重中之重。要造一台好机器！冯•诺伊曼教授对此深信不疑。
在哪里造？就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高等研究院院长面有难色：“我们这儿一直搞纯科学，造这么台大机器有点不像话吧？”“钱哪来？一年十万美金的预算，你得让数学系经费翻三番！”“造了放哪？三间两百平米的大房子，二十四小时引擎折腾，我们这儿可没这样的兵工厂。”鬼精明的冯•诺伊曼笑着对院长说既然这样那就算了，谢谢院长费心，一回头却给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IBM轮番写信：“我有兴趣到你那儿工作。”三所机构喜笑颜开，发出了热烈的聘书。好个冯•诺伊曼，姜太公钓鱼，把哈佛的聘书给芝加哥看，把芝加哥的给IBM看，每个机构衬着别人的价码轮番加价，要是能把鼎鼎大名的冯•诺伊曼请到，送个金屋银屋都值！他胜券在握，把哈佛的天价聘书呈给普林斯顿的同事看，伤感地说自己要辞职，教授们联名写信给院长：“失掉冯•诺伊曼将是普林斯顿的悲剧！”那院长也只能咬咬牙：去造你那台要命的机器吧。
1947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始建造的MANIAC计算机在任何意义上都超过了前任ENIAC。ENIAC用了两万个真空管，MANIAC只用了两千个。ENIAC重达三十吨，MANIAC只有一吨。最关键的是，ENIAC不能贮存程序，每个 不同的任务都需要重新排布电线，而MANIAC可以读取由打孔卡上二进制编码的程序，贮存在存储器中。它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全能自动电子计算机，是后世所有计算机的母型。它完成的诸多军方任务中，最惹眼的是一次耗时60昼夜的计算，其结果证明了氢弹制造的可行性。
1952年科学家们在MANIAC前合影。左五为奥本海默，右一为冯•诺伊曼。
1957届校友Joshua Dranoff，日后成为西北大学化工系教授，在五十年代利用MANIAC完成了他化工博士论文，其中设计了一个用计算机模拟实验结果的步骤。他告诉我，每一天机器运行之前有漫长的检修，技术工拿着一箱电线和真空管爬进MANIAC内部逐一更换坏损零件。各个专业的学生等在实验室外叽叽喳喳地排队签到，他们都想尝尝MANIAC的鲜，在论文里时髦地用计算机做个小项目。1958届校友Jerry Porter，日后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教授，是第一个运用MANIAC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学生。他大三大四时还带领一帮同学负责MANIAC的夜班值勤，他们得盯着示波器屏幕，时刻监测MANIAC宝贵的1024比特随机存储器不被烧坏。这个夜班工作激发了他对计算机的兴趣，日后的学术生涯他专注于计算数学领域。
于是乎，在未受战争破坏的美国，由ENIAC掀起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科学搞得风生水起，并很快由IBM公司实现了商业运作。到1960年MANIAC光荣退休被捐赠给史密森尼国家博物馆(Smithsonian)时，全美已经拥有了6000台计算机。
在废墟上的英国，博士生图灵的运气远没那么好。二战后，为保护英国情报网，布莱切利园大部分文件资料被焚烧销毁，其余被归为机密档案。胜利的光荣属于海陆空三军，而布莱切利园的工作人员必须对战时工作保持沉默。头号功臣图灵被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可即便他的母亲也只是知道，“他做了点了不起的事情。”
图灵被分配到国家物理实验室工作，迫不及待地想要改进Colossus。 他向实验室提交了一份项目申请，详尽地阐明自己将如何建造一台能贮存程序的计算机，事无巨细地列出所有图纸和经费计划。可是，战时布莱切利园的高效和无节制的战争经费已经让位于战后拖拉的官僚作风和经济危机。过目这份申请的负责人没有一个看出这庞然大物的用处，大部分人甚至不相信计算机可以造出来——可笑可叹，与ENIAC的风光截然不同，为情报服务的Colossus对外界是“不存在”的。图灵甚至不能告诉别人，这台他们认为不可能造的机器已经造出来了。
1948年，受够了国家实验室的官僚作风，图灵跳槽到曼彻斯特大学计算实验室 (Computing Labatory)，这里受到美国ENIAC的激励正在建造英国第一台贮存程序式电脑Manchester Mark I。图灵本该大有作为，可是制造这么大一个机器需要和很多人协调，他孤僻的性格很快让同事与之疏远，大部分建议被当作书呆子的意气而姑妄听之。不久，他聊以自慰地发现，造计算机的难点主要是硬件而非数学模型，那还是把琐碎的工程问题留给工程师吧。他呢，他只要能够“想”就行了。想——他开始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计算机想一种下象棋的程序。四年后，他会扮演这台虚构的计算机，严格执行自己的程序，和朋友下了一场真正的象棋比赛，每一步耗时半小时。他和朋友下输了，却赢了朋友的妻子一局。对于数学家图灵，即使永远没有计算机的实体，这件事也已经做完了。“想出来”就是“做出来”。

六、咬了一口的苹果

在曼彻斯特大学，图灵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在计算学理论上。1950年，他提出了至今仍广泛使用的“图灵试验”(Turing Test)，即让测试者向两个对象——一个为机器一个为自然人——提出一系列问题，如果根据双方的回答，测试者不能辨别孰为机器，则这个机器应被视为有智能的。别有意味的是，图灵在提出这个试验时用了一个精巧的隐喻：假设两个回答者是一男一女，提问方在问出一系列问题后不能判断哪个是女人，则可以认为那个男人也是一个成功的“女人”。
他是在这里影射自己性取向上的差异吗？我们不得而知。可完成论文后没多久，他就在一次散步时结识了十九岁的阿诺德•莫里(Arnold Murray)：水泥匠的儿子、惯偷、小混混。这让人不禁想起当年中产富裕的魏尔伦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十六岁的兰波：一个乡下来的野孩子，境遇的极端不同招至强烈的爱欲。如同魏尔伦和兰波一样，图灵的故事也有一个甜蜜的开头和一个毁灭性的结尾：有一天图灵发现自己家中失窃了，他报了案，窃贼是莫里的朋友。于是经过简单的询问，图灵向警方承认了和莫里之间的关系。
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被列为“不体面罪”(gross indecency)。他的入室盗窃案非但因此不得到法律保护，他反而被送上法庭受审。法官给出了两种惩罚任他选择：坐牢或者化学阉割。当时一些科学研究认为，同性恋源自过剩的雄性欲望，可以通过注射雌激素来抑制。两害相权，图灵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样至少能呆在家里继续做数学。他被持续注射雌激素长达一年，导致胸部发育，变声，阳痿。
1954年6月7日，他在家中咬了一口沾有氰化物的毒苹果自杀。
让图灵生命最后两年处境悲惨并最后导致他服毒自杀的“不体面罪”，他当时是极其天真地就在警方面前承认了。他不但口头承认了，还兴冲冲手写了五页花体字的供述。读过这五页纸的警察认为 “像散文一样流畅”(a flowing style, almost like prose)、“虽然有些措词太难读不懂”(beyond them in some of its phraseology)、“他真以为他在做正确的事”(he really believed he was doing the right thing) 。图灵事后告诉朋友，他之所以这么坦白是因为他以为同性恋很快就要合法了，一切都可以摊在台面上谈。
图灵惨死后六十年过去了，这一切还远不能摊在台面上谈，同性恋行为在大部分国家仍受到广泛争议，虽然尊重和合法的呼声在青年一代中越来越高。2009年，英国首相布朗在一份几千人签名请愿书下向这位计算机之父和二战英雄做了官方道歉：“我们很抱歉。你本该被更好对待。(We are sorry. You deserved so much better.)”
为纪念图灵百年诞辰，2012年英国发行了一张图灵邮票。
1957年，五十三岁的冯•诺伊曼因骨癌病逝，癌变原因很有可能源自曼哈顿计划的核辐射。军方代表守在他的病床前，以防他在药物作用下泄漏军事机密。生命最后的日子，这个数学天才连简单的加减法都不能做了，却还逐字背诵幼年读过的《浮士德》 给探望的亲友解闷。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而遍历人间百态的大学者，这不正是冯•诺伊曼的一生？
冯•诺伊曼去世后，一切都不同了。曾经那么容易实现的事情，现在却困难重重。继任者们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搞来那么多钱？怎么招到那么聪明的人？“而且，说到底，我们为什么非得造一台机器呢？”冯•诺伊曼手下忠心耿耿的工程师们还梦想着造一台更好的MANIAC，用晶体管造，稳定性比真空管好得多……可是，这一台机器永远没造。源泉死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创造便停歇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出了计算机科学最令人激动的发迹史。接下来，将是IBM和MIT的天下。

七、“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回到1939年，大战之前的最后一个学期。
1939年2月13日，剑桥哲学系教授维特根斯坦走进“数学基础”课教室，失望地发现他的学生图灵今天缺席了，于是对班上宣布，因为图灵缺席，“今天的课只是参考性的”——要知道这门课的要旨就是听维特根斯坦和图灵吵架！这位27岁的年轻人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正在剑桥数学系以临时教员的身份教授一门同样叫作“数学基础”同样听者寥寥的课，不过维特根斯坦的课是关于“数学本质是什么”这个哲学问题，而图灵的课是关于“奠定数学基础的公理是哪些”这个数学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的课上，他喜欢把所有对数学基础的攻击倾数射向图灵，而图灵也很喜欢针锋相对地反击。两人激烈地争吵，而后发现自己对彼此领域的理解前进了一点。在这个常年一身运动衫、又紧张又内向的年轻人身上，维特根斯坦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除了思考最基本的问题，这世上没有其他事要做。三十年前，出生于欧洲最富有家族的维特根斯坦也是同样不修边幅地站在逻辑学家罗素面前，他急于从罗素口中知道自己有没有严肃思考最基本问题的才能：如果没有，他就预备去自杀。
而今天，这个与自己惊人相似的年轻人图灵没有来上课 。图灵正骑着掉链子的自行车去“钟屋”(Clock House)——他心爱的克里斯托弗•马尔孔生前最常去的教区教堂。今天是马尔孔去世九年的祭日，马尔孔的父母决定以儿子的名义为教堂捐赠一个小礼拜堂。图灵坐在礼拜堂里参加捐赠仪式，对面的彩色玻璃窗上绘有圣徒克里斯托弗的事迹。亡友死后，彻底的无神论者图灵已经几十次来到这座教堂缅怀十七岁的夜晚，他和他从图书馆回宿舍一路上所谈论的雄心壮志：如何为科学做出真正的贡献。现在，完成了剑桥和普林斯顿的学业，这个雄心已经变得更加具体。他的脑中已经看到了一部精巧的机器，一部能完成所有“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机器。这不再仅仅是一台机器，也是对马尔孔的交代。
多年之后，冯•诺伊曼教授会向美国政府保证，世上只需要十五台这样的机器，全部由像自己一样聪明的科学家操作，用以计算最重要的问题：弹道曲线、核反应方程、天文观测。而图灵的愿景在更深的地方：钻研过希尔伯特1928年三个问题的博士生图灵伤感地意识到，数学是不完美的，逻辑是不完美的，哲学是不完美的。即使在最抽象最笼统的意义上，我们仍然永远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在这摇晃的地基上我们永远造不出任何完美的事物。我们必须不断修葺改造，在每一次稳固地基的同时试图变得更好。
如果一台完美的机器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否造出一台不完美但是像孩童一样不断成长的机器呢？于是，图灵梦想着他的图灵机，那是一种可以不断读取自身修改自身的机器，在许多次失败的尝试后能学习到成功的诀窍。图灵梦想着许多图灵机连接在一起，一台提出问题，许多台都可以回答。可以是任何问题：从弹道曲线到老奶奶的购物清单到家庭旅行的地图路线。可以由任何人操作：从最聪明的科学家到小学肄业生，因为每台图灵机提供答案将经过更多的图灵机甄选。
我们知道，冯•诺伊曼关于世界只需要十五台计算机的断言错了。世界沿着图灵的梦想延展下去，一个扁平的千姿百态的世界。我们知道，图灵的梦想已经那么熟稔地被今天的人类挂在嘴边：互联网、人工智能。
回到1937年，文章一开头描绘的那个早晨。
34岁的犹太裔教授冯•诺伊曼是家财万贯的公子哥，不过他一定是公子哥中最勤奋的一个。他每天五点起床，昨夜他派对宴请的朋友还一个个倒在沙发上打呼噜，他已经在书房里沙沙写了几页论文。九点开早饭，他停止工作走出书房，和留宿的朋友谈笑风生邀请他们下次再来。十点，他的凯迪拉克已经稳稳当当地停在帕尔玛物理实验室前面，他一身标志性的西装地走向相邻的数学楼，继续写论文。
此时25岁的同性恋博士生图灵也已经穿着标志性的破运动衣沿着学校树林跑完了半程马拉松。他在树林里看到了几只英国见不着的颜色鲜艳的青蛙，几朵庞大的蘑菇，暗自好笑了一会儿。他到帕尔玛物理实验室捣鼓了一下自己的业余爱好——制造一台能做乘法的机器——然后穿过天桥走进数学楼，向办公室对门的冯•诺伊曼尴尬地打个照面，继续研究λ演算和图灵机。
那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楼和物理楼有一座天桥相连。爱因斯坦教授精神很好，每天穿梭天桥许多次在数学和物理之间来回奔跑。那是一个离我们遥远的伟大的科学年代，基础学科之间有许多天桥和地道相通，科学家从一个学科开始挖凿，最后挖到另一个学科的金矿。希尔伯特在世纪之初的著名演讲为几十年内的数学突飞猛进提供了指路牌，爱因斯坦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宇宙观，一个个新化学元素接踵而至犹如上天的惊喜。集合论不过半个世纪，拓扑学才三十几年，量子力学二十年……在这个幸福的基础科学的时代，犹太人冯•诺伊曼和同性恋图灵坐在面对面的办公室里，这两种备受歧视的身份将困扰他们一生，可是此时，他们心无旁骛只有一个愿望：做一个数学家、数学家、数学家。
幸福的数学家。

因为你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才有如今的模样。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世界上99%的人都极其愚蠢。勿感冒犯，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和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我，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我们有着平庸的头脑，做着重复性的，没有创造性的劳动，以此应付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还在不停地抱怨世界给我们的太少。

而剩下1%的人，或者更少，他们是这个世界前进的真正的源动力。而他们，从不关心这个世界剩下的其他部分。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天才。GEN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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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也许不是什么好事，至少对他们本人来说。《模仿游戏》或是其他很多作品已经有了这样的描述：与众不同的人，常常受到不同程度的侮辱，怀疑，鄙视和伤害。

为什么？

人类惧怕和自己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制定了这样那样的规定。因为大多数人穿一样的校服，不穿就是邪恶的。因为大多数人是异性恋，所以同性恋是邪恶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应该结婚，所以不结婚是邪恶的。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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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片头那个小哥。

我可是拿了XX奖的，他笑着说，两次。

这只不过更是证明了他只是99%愚蠢者中的一个。

因为天才是不会跟别人比较的。天才只会专注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天才甚至不会关注做的东西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多么震撼的作用：他们从来就不是为了名誉，金钱或者任何普通人梦想的东西而工作的。他们只为满足自己内心而工作。

而他们的成果，只是顺便地，或是拯救了世界，或是让人类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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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片尾的时候我一直不停地在抹眼泪。

在绝大多数时候害死天才的是我们，愚蠢的普通人们。我们害怕，我们恐惧，我们不能接受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影片给了一个和我预想的不一样的结局，原本在看电影之前，我想我在看到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的时候，一定会泣不成声。

幸好导演放过了我，但出现的那几行字，也让我平静了好一会才能走出电影院。

"图灵逝世时年仅四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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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从事的专业叫做交互设计，和许许多多专业一样建立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上。

没有图灵，我现在可能还需要拿着尺规作图，或者用几十张纸日以继夜地画手稿。

想想看，如果他没有遭到那么多的迫害，可以一直安心地做他的研究，家用计算机出现的日子不知道要早多少年。

但是已经没有也许了。图灵的英年早逝，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而你知道他的工作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吗，

14 million。 一千四百万人，因为图灵的贡献，得以保全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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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想到至今还流传在网络上的恐同言论，又或是一些“我可以理解同性恋，但我不接受我的家人是同性恋”，之类的blablabla。

很好，我但愿你的家人里不会有图灵这样的天才，否则人类又要往后退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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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大家一起善待我们身边的天才，

他们会有很多这样那样让人看不惯的地方。不善于交际和沟通，行为奇奇怪怪出格，很多时候不能忍受。但也许他们中就有图灵那样的人。

我们对不一样的部分要给予最大的善意。那样智慧的大脑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而我们在未来每一天可以享受到的所有东西，都来自于这些天才们。


向和图灵一样遭受过这样那样迫害的天才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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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Wikipedia：

“苹果公司的商标有时会被误认为是源于图灵自杀时咬下的半个苹果，但该图案的设计师和苹果公司都否认了这一说法。而公司创办人史蒂夫·乔布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节目《QI》的主持人史蒂芬·弗莱问到此事时说：“It isn't true, but God, we wish it were."”

他用初恋的名字来命名他的杰作，然而和初恋一样，他们都是需要深埋心底的秘密。
对于担心卷福语速而还在犹豫的小伙伴们大胆的上吧，这部里面他有些小结巴，片头独白甚至清晰到听得到每个单词，毫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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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BC在神探夏洛克和本片中的相似处：
                              神探夏洛克 本片
个性： 自恋--社交障碍 自闭--社交障碍
社会关系： 依靠唯一的朋友 依靠唯一的朋友
个人取向： *** 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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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寂寞的天才。在他心灵内可能有一座繁华的凡人无法触及的殿堂。当他站在人群中，他可能觉得自己站在一片旷野的中心。凡人无法有共鸣。而他在凡人眼里，也可能不过是一个在发呆的矮小的男孩。人类迷恋暴力，因为暴力能让人产生优越感。这时候你的格格不入，可能就会成为暴力的借口。小时候的图灵，他的烦恼只是在Grammer School里被同学欺凌。但是那时他有了Christopher。他是那么理智，他说，他们欺负你只是因为你different。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一个人？我们是否可以评价一个人？
机器能思考吗？机器当然是不能像人类一样的思考，但是，这样就能说它没有在思考吗？
正如你我的不同，这样的评价有何意义？

时间拉回到青年的图灵。图灵成年后的人生，依然和他的Christopher交织在一起，如果不是当初被他从黑暗中拉出，如果不是他递来的一本关于密码的书，和那一句“I think you will be good at this”。他不会把自己的数学天赋和密码学联系在一起。把视角拉得很高很高，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的发明，在二战中破解了德军的密码，使得的成千上万的人免于死亡。他是一个战争英雄。然而，让我们靠近一些，发现，他把他的图灵机器叫做Christopher。

那时候，Christopher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一张密码。图灵翻译出来，他说我最亲爱的朋友，两个周之后见。他满怀期待的等待着，他用密码写了一条信息，等待着Christopher回来要给他。

再来说说和这场战争的联系，出发点是为了站在天使的那一边。破解了德军密码，截获信息，胜利。可是，当这一切由“Christohper”做到之后，一切并没有完全如预期。德军密码被世人当做无法破译，这场战争结束了，可能还有下一次。密码已被破译的消息不可流出。无法扬名于世并不是天才关注的点。让他痛苦的，是他的创作给了人类决定他人生死的机会。但是，权力说，这是不可见世的秘密。图灵只能接受。那个洞察一切的官员说：为什么选择你做间谍？因为我发现你别其他人更能够隐藏秘密。

图灵的机器基于他的论文，能够做到任何事的机器。可是世界上的可能性太多，就像德军的密码，有一兆以上的可能性。就算是天才，天才的能够做到任何事的机器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没能找到头绪。
“你为什么知道那电报是发给他女友的？”
“因为他会重复用到Love。”
于是他想到他不用找到所有的可能性，只用找出那些在预期中的。

I LOVE YOU. 少年图灵把他改写成密码，写在信纸上，要带给从假期中归来的Christopher。 然而，人群散去了，他等的那个人却再也不能回来。

今年是腐国通过同性恋婚姻法案的第一年，虽然现在腐国的腐的程度经常让人扶额，但是在几十年前，作为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国家，腐国对homosexual的态度是跟现在截然不同的。Indecency是他们的评价。

他的成就和功绩无法公诸于世，在世人眼中，他只是一个被评价为Indecency的败类。坐牢还是接受会损害心智的荷尔蒙注射治疗？ 他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样他至少还能和在厨房默默运作的“Christopher”在一起。 如果坐牢他们会拿走”Christopher“，他不会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他的双手因为药物发抖，他甚至无法解开报纸上的字谜游戏了。 但是只要“Christopher become more and more smart.“就好了。

他可能还是站在荒野中的天才，但是当他遇到那个人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虽然你已经不在我身边，但是当我闭上双眼，那个面容清秀的你还坐在树荫下，我从书本中抬起头，转过头还能看见你，微笑着静静的注视着我。这个世界，我最想要的已经不在这里了。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只是苟延残喘。

图灵吃毒苹果自杀。Apple为了纪念这位人工智能之父把图标设计为被咬掉一口的苹果。而Apple最初的图标是彩虹色而不是现在的白色。（最近他们CEO也出柜了是伐？......)

他把一切都埋藏得那么深。 匆匆的来了又去，只留下了一个背影。只希望最后那一刻，他看到的，还是Christopher那双安静理性的眼睛，带着笑，迎接他。

在《模仿游戏》的最后二十分钟，在审讯室里，面对着探长的图灵说出了本剧的题眼：人和机器的区别是什么？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人是有不同想法的，机器则不是。你爱草莓，我讨厌滑冰，你喜欢看书，我对花粉过敏……图灵这番话，点出了他这一生最重大的两个主题：事业与性向。

图灵的一生以创造了图灵机，也就是后世无数码农为之贡献了一生的计算机闻名。当他在剧中说出“Digital Computer”时，多少人的心里响起轰轰烈烈的背景音乐：啊，一个时代开始了。然而《模仿游戏》里，主要情节是他在二战中破译德军密码“谜”的过程，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二战做出的无名英雄式的贡献。“谜”是德军在二战中发明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加密器，由于其复杂的构造，创造出了几乎不可能穷尽的可能性。如果图灵和他的同事们用手工算法，每十分钟解决一种可能性的话，他们需要2000万年才能算出所有的可能。人工的路被堵死了；这使图灵想到，他要创造一台比人算得更快的东西，电子的大脑，也就是计算机的雏形。当年的“计算机”是多么庞大而复杂啊：无数的铜线和字母轮在屏幕上轰隆隆地旋转着，速度却比今天的电脑不知道慢了多少倍。然而，就是这样一台机器，却是后世所有计算机的祖先，它足够破译德军的密码，这是人不能办到、而机器却可以的东西。

然而，什么是机器不能办到的东西？选择。机器不会选择，它只能告诉人类它们计算出来的东西；作出选择的，永远是人类自己。破解“谜”之后，一旦破解被使用，德军就会知道他们的密码已被破解，而一旦德军弃用密码，他们将前功尽弃。图灵和他的同事们面临这个世界上最艰巨的选择：如何使用他们的破译，来尽可能地保护英国的人民、提早结束战争，同时又不被德军知道？这是全世界最难的难题：一个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五个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一千万人的生命重要？谁应该被牺牲，而谁又应该被保护？这个选择的难处在于，无论什么样的选择，都会有人唾骂。电影中借图灵之口不无嘲讽地说道，“全世界以为这是不同文明形式之间壮丽的对决，可是在我们看来，只是统计学算出的概率上的数字。”战争不过如此，甚至人的生命也不过如此。图灵研究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可是这台机器服务的是谁？

也许正因为此，英国政府战后将他们所有的资料、成果付之一炬。他们回到各自的大学，江湖再见，所有的档案变成了空白，他们将此事保密了五十多年。战后，图灵因为同性恋被判决“猥亵罪”，他在服刑两年和服用荷尔蒙之间选择了后者，这使他的精神受到了摧毁。不到42岁，他选择了自杀，全球最伟大的生命之一就此谢幕。他有办法创造出全世界最聪明的机器，却只能对他自己的人生作出最悲剧的选择；他把自己的图灵机命名为“Christopher”，那是他初恋的名字。历史上确有此人，并确实引领他进入了密码的世界，但在年轻的时候就因为饮用受污染的牛奶，得了牛结核病而死去。在电影中，他的死亡是戏剧性的：充满霸凌行为的校园，两个少年相依为命。当一个鼓足勇气拿着用密码写成的“我爱你”去找另一个少年时，听到的却是噩耗。他的死改变了图灵的世界观，从此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

同性恋与发明图灵机一样，都是超越了当时的社会而不见容于主流群体的行为。电影中多次提到：只有最难以揣测的人，才能做出最惊世骇俗的事情。图灵如此，历史上能引导人类进步的伟大人物，哪个不是如此。即使这样的秘密被保守了几十年，人们还是终于能有一天正确地评价他的贡献。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把这个神经质、痛苦而又想与人为善的天才刻画得淋漓尽致，例如电影中他说的那个笑话本身并不可笑，可是他的表情神态却让人忍俊不禁，让人清楚地看到图灵不擅长的一面。自夏洛克•福尔摩斯以来，他一直在正确的演艺道路上前进。马修•古尔德保持了帅哥的一贯本色，剧中还有各种熟悉的英伦面孔，比如《唐顿庄园》里的小司机，《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的基友，各自都贡献了为数不多却精彩的表演。

多年前我大一的时候，有一门全系公选课叫“信息技术导论”，每一节课讲一个计算机领域的专题，其中一个讲人工智能的专题里，提到了图灵测试。随后我们又知道了计算机领域没有诺贝尔奖，最牛逼的奖项是“图灵奖”。我对这个充满了整个领域的名字产生了好奇，从图书馆里借来一本介绍图灵生平的书，看完之后被这人充满传奇的人生震撼到了……简直就是年度，不对，是二十世纪难得一见的狗血大戏好吗！
这一出狗血大戏终于被搬上了大银幕，而且是由演出过霍金福尔摩斯阿桑奇，开创了“脸的长度决定智商高度”的卷福扮演图灵。作为角色粉+演员粉，我期待了大半年终于等到电影上映，打着鸡血刷完后发现——
呃，除了我全程在花痴卷福之外，这部电影的剧情，还是不错的。只是好像，图灵这个角色有点OOC，和我之前读到的传记（没错，这电影是根据同一本传记改编过来的啊）画风不一样啊！
艾伦•图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出身公学，毕业于剑桥国王学院，接受的是腐国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教育，从一个方面来说，他一直身在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只要有科研问题就可以开开心心地活下去的环境里。图灵年轻时害羞而敏感，不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长开了之后也并不了解人情世故，不懂得使用政治手段达到目的。卷福的图灵，给人们呈现的也是这样一种形象。他埋头工作，不能理解同事们叫他吃饭的意图；他坚持自己的破译方式，手忙脚乱地跟前来视察的军队领导解释（这一段超级可爱）。他甚至连跟妹子求婚都不懂得好好说话……
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艾伦•图灵，还有这呆萌和毒舌这两项技能……他大概就属于永远不懂得读空气，总是有话直说的那种人。这反而让他赢得了同辈和晚辈的喜爱，他在布莱切利庄园的时候总有一群脑残粉围着。
和电影里对于同性恋身份的怀疑和纠结相反，图灵其实……从来都没掩饰过自己的取向，聊天的时候简直是找到机会就跟同事出柜。当然技术宅们不认同他的取向，却最终还是接受了他。
图灵平时喜欢穿睡衣外面套上运动夹克，而不是电影里那么凸显身材的西装（还好电影选了西装，可以舔舔舔）。正式场合下，他会穿……正装夹克。
图灵喜欢骑自行车和长跑，还差点代表英国参加奥运会呢。所以卷福才会在电影里跑跑跑个不停。而他喜欢长跑的原因呢，是为了纾解没有人和他约的压力（正经脸）。
图灵还有花粉过敏这种有点萌的属性，以至于周围人对他戴着防毒面具上班都见怪不怪。话说我真的好期待卷福眼泪汪汪花粉过敏的样子，或者是防毒面具脸啊！可惜电影里没用这个梗，只在图灵最后跟警探问答时有一句“我花粉过敏”的台词。
图灵还能一口气喝下一品脱的啤酒。看到这里是不是想起了叉男初恋里的X教授！没错最初我对图灵的脑补就是他那样的啊！
图灵还是个写小黄文的大手，这是真的。在他因为同志身份暴露，被警察调查时，警察要求他写陈述报告，他……洋洋洒洒写了五页纸，文辞优美语句流畅，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他和他当时的情人的关系，警察们都震惊了，没想到这人这么直截了当。
电影里对图灵的同性感情线处理得很含蓄，只提到了他那早早夭折的初恋。没错，克里斯多夫同学是图灵心中永远的白月光，但在这个竹马战不过天降的年代，早早退场的竹马更加……只能出现在记忆里了。其实！图灵在大学里就有了新的恋情啊！还不止一次！剑桥这种地方你懂的，男人们对身体交流蛮放得开。只是图灵似乎是那种把身体和精神交流分得很开的人……这好像也是当时社会里主流的家庭观，性和爱是两回事什么的。图灵有个几乎是克里斯多夫的替身的好基友，两人的友谊从大学一直维持到一起去普林斯顿读博士，但是某次阴差阳错睡在同一张床上时，图灵试图推倒基友未遂，于是这段关系就变成纯友谊了。图灵成名后，还资助过一个正太上学，养成了人家好几年之后正太说叔叔我们不约，图灵又只好退回到一个资助人的位置上了。他还和一位19岁的少年维持过短暂的关系，可惜这段关系最终暴露，也使得图灵的取向被警察发现，而导致了他必须接受激素治疗（可恶的化学阉割）。他的情路……还真每一段都可以脑补出两万字的狗血文啊……
至于在电影里存在感超级高，让人看演员表就怀疑“基佬传记怎么还能有女主角”的，凯拉•奈特莉饰演的琼•克拉克小姐，她确实是图灵唯一一个求过婚的女人。但是！真实的故事比电影里更萌啊！他们并不是在布莱切利庄园才认识的，而是大学就见过面，勉强算是青梅竹马的关系生生被掰成了天降，让我这种幼驯染爱好者好心塞。克拉克也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害怕伤风败俗而只能在家偷偷工作（虽然她父母确实都是研究神学的），而是真的作为唯一的一名女性，和图灵的小组一起在8号营房一起破译Enigma。电影的改编，让我觉得导演是真的不了解基佬……有哪个基佬会对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女人这么感兴趣，还做半夜爬窗去妹子家这种这么少女漫画的事（虽然电影解释是为了工作），还为了担心妹子的安全而隐瞒俄罗斯特工的事情。卷福演得无比直，他演福尔摩斯都基得无法直视，但是演图灵有一种微妙的直男气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啦。
这还不是电影里最奇葩的改编——电影里，图灵隐瞒了同性恋的取向，向克拉克求婚，直到分手时才说明。这不是妥妥的渣男是什么！而事实是，图灵对克拉克求婚，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当时社会对婚姻的认识：婚姻伴侣不是首先作为性伴侣存在，而更多的是一个“维持家庭的另一半”。所以他求婚的第二天就跟克拉克出柜了，真是有勇气的男人……现在有哪个骗婚基佬敢向老婆出柜啊。而克拉克却没有退却，因为他们双方都觉得，除了身体上不合拍之外，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是蛮和谐的。这段关系维持了六个月才结束，也是和平分手，他们还是好朋友啦。
要说电影里有没有可以挖掘的基情，应该还是有，马修•古德饰演的国际象棋冠军休•亚历山大，一开始就特别傲娇地跟图灵针锋相对，随后才（转折生硬地）把图灵当成了好朋友，真是好标准的少年漫画里男二号对男主角的态度啊。这两人在现实中也特别萌，图灵刚到布莱切利庄园时，迎接他的就是亚历山大，图灵对他的第一印象特别好。他自己是个社交障碍死宅，而亚历山大和克里斯多夫一样，也是聪明又懂得和人打交道的那一种，于是图灵又很自然地在社交方面对人家各种依赖了。这就是所谓的，“之后爱的每个人都带着初恋的影子”嘛（不对！！）。虽然图灵是破译Enigma的主力，但是这个小团队的领导是亚历山大，因为他更懂得如何和军人们打交道。
电影里有一点遗憾，就是仅用一行字就带过图灵充满悲剧（以及一些浪漫色彩）的死亡。这是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图灵吃了沾有氰化物的苹果，死在家中，只留下咬了一半的苹果。值得一提的是，在图灵年轻时看到《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演出时，曾公开表示喜欢巫婆与毒苹果的句子。一生追求完美的图灵，也许是想在自己被激素治疗侵蚀之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结束这一生吧。虽然有点不厚道，我真的挺想看这样一个场景被搬上银幕，超级天才美丽的，平静如同沉睡一般的结局。可惜导演……你为啥不拍这一段。
另一点遗憾，就是在图灵牛逼闪闪的科学贡献，电影只取了最热血的“破解谜机”这一点。其实图灵还有很多其他成就啊！限于篇幅，电影里把好些东西都扔到台词或者细节里了。图灵最出名的，是提出了现代计算机的理论模型，用有限状态机来描述一个可以自我学习的机器。这个机器最早出现在他24岁那年一篇论文的脚注中。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作为一台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在电影里，这些都体现在他与调查他的警探的对话中了，他们现场表演了一次图灵测试。图灵去世前几年一直在研究小菊花，呃，是真的菊花，为了研究植物形态里的斐波那契数列。在影片开头，图灵凌乱不堪的公寓里那些复杂的图案，看样子就像是这方面的图。他还和计算机之父（或者之母？取决于攻受）冯•诺伊曼勾搭过，对诺伊曼日后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图灵和做信息论的香农也有一腿，之后图灵在贝尔实验室做语音加密，那个系统不能说有多成功，但确实是当时的第一个尝试。图灵还在连鸡都没有的时候就先下了蛋（不对），在连计算机都没有的时候，就写了国际象棋的计算机程序……他的任何一项成绩，都足够我等战五渣仰望一辈子。
说了这么多，如果要客观评价这一部电影，我只能说，它只刻画了图灵波澜起伏的人生中，短短的一小段；也只展现了图灵人格中的一个方面。它能让更多连“图灵”这个名字都没听过的人了解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知道正是他的工作让二战提前结束了好几年。另一方面，图灵的其他科学成就，他性格里果敢、直率的一面，他那狗血淋漓的感情生活，只能在原著传记里找。所以大家快去读传记啊！真是又燃又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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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很多小伙伴因为电影的缘故，想要去读原作传记，真是太好了 XD 与其逐一回复豆油，不如在这边就把书名和链接放出来给大家吧：
中文版戳这里：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541213/
《艾伦·图灵传》，作者：安德鲁霍奇斯，译者：孙天齐，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文版戳这里：http://www.amazon.com/Alan-Turing-Enigma-Inspired-Imitation/dp/069116472X/ref=tmm_pap_title_0
《Alan Turing: The Enigma》 by Andrew Hodges.